需要注意的是，反壟斷法的執行主要有兩種方式，分別為公共執行（行政執法）和私人執行（民事訴訟）。前者主要是反壟斷執法機構出於維護公共利益的目的，通過公權力來執行反壟斷法。後者則對應反壟斷司法，一些壟斷行為牽涉面廣、涉衆性強，利益受損的企業或個人可通過向法院提起訴訟，以尋求賠償等救濟方式。
但是如何“健全執法和司法銜接機制”仍需探索，這也是不少專家提到的一大修法缺憾。從律師實務角度，鄧志鬆發現，反壟斷法實施14年以來，相對於反壟斷行政執法，法院訴訟并不活躍。一個重要原因是，反壟斷訴訟的舉證責任較高，受害人獲取壟斷行為的證據難度大，且沒有類似於美國的集體訴訟制度以及三倍損害賠償制度。
他告訴南都記者，為減輕原告的舉證負擔，歐盟等司法轄區建立了反壟斷行政執法與後繼訴訟的銜接制度，不僅賦予反壟斷行政處罰決定在後繼訴訟中的拘束力（至少可作為認定壟斷的初步證據），而且對反壟斷行政執法材料的證據開示做了專門規定。而我國缺乏類似的銜接制度，這導致無論是反壟斷後繼訴訟的數量還是勝訴率都很低，難以實現私人執行填平個體受害者損失的目的。
王健也發現，一些國外的反壟斷案件調查結束後，馬上有企業或消費者跟著提起反壟斷訴訟，但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很少見。在他看來，國內反壟斷執法和司法目前還是“兩張皮”，尚未形成合力。
南都記者注意到，此次修法引入了民事公益訴訟制度，明確“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檢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訴訟。”
對此一些專家予以高度評價，稱國家公權力機構在調查和搜集證據方面，具有較強的效率和威懾力，引入民事公益訴訟制度有助於加強原告方的訴訟力量。但他們也同時指出，目前的訴訟主體僅限於檢察院而不包括行業協會或消費者團體，日後還有改進空間。
可以期待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此前透露，正在推進反壟斷司法解釋二的制定工作；隨著新法的通過，這一司法解釋也將盡快出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