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執法案例顯示，幾家企業可能由一家實際控制，作為一個“共同體”實施相關壟斷行為。鄧志鬆告訴南都記者，單一經濟體原則對壟斷行為的罰款計算和法律責任追究，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他舉例，子公司的商業模式或價格政策是母公司整體商業戰略的一部分，如僅追究子公司責任，將無法對母公司形成有效約束。
這一問題背後也涉及反壟斷罰款“分母”之爭。鄧志鬆表示，對於壟斷行為處上一年度營業額1%-10%罰款的基數計算問題，由於未明確被處罰主體（具體實施公司還是集團公司）、產品範圍（涉案產品還是所有產品）及地域範圍（中國境內還是全球），在實踐中存在爭議。
此外包括王健在內的不少學者提到，本次修法沒能删去“沒收違法所得”的處罰規定，實屬一大遺憾。因為壟斷行為的違法所得計算具有模糊性——從法理上看，正常競爭狀態跟壟斷狀態的價格差額才是違法所得，但要區別兩種競爭狀態進行計算十分困難，所以不少國家立法直接將沒收違法所得整合到罰款部分。在我國反壟斷執法實踐中，沒收違法所得也并非主流處罰方式，單科罰款則更為常見。
但是，“立法還是有它的慣性。”王健表示，國內傳統法律歷來重視沒收違法所得，且還有依據違法所得來計算罰款數額的習慣，因此這一處罰思路也被沿用到反壟斷法上。
行政處罰落地後，受損害的企業和消費者如何提告？
新反壟斷法將於2022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如何確保法律落地，成為執法部門下一階段的重要課題。
此次明確“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負責反壟斷統一執法工作，王健認為相關表述的更改具有一定前瞻性，不是直接寫部門名稱，為以後的機構改革留下空間。
最近一次機構改革發生在2021年11月，市場監管總局加掛國家反壟斷局牌子，設立“競爭政策協調司”等3個司局。戴龍向南都記者透露，本次修法中，有學者呼籲讓國家反壟斷局成為一個更獨立、更權威、更能集中精力進行反壟斷執法的機構。此次新法使用了一個更為中性的詞語，不排除未來國家反壟斷局成為獨立機構的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