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田飛龍 |
田飛龍：愛國、愛港與愛黨的複雜辨正
關於認同建構的困難，不僅僅是香港社會認同中央政治體制的困難，也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認同的困難，其核心涉及對愛國和愛黨是二元化處理還是一元化處理的問題，要不要切割。這個問題在內地民間輿論、政治體系以及執政當局與知識分子之間，都是兩難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關於愛國和愛黨應該並起還是分開，其實是香港和中國作為整體對於憲法建構的核心問題，不單單是香港的問題。只不過“佔中”運動暴露出香港對國家體制的認同更加薄弱而已。
香港長期浸潤在英國主導下的主流西方體系內，通過世代的積累、英國人撤退時複雜的安排以及國際社會穩定的外部支持，具備了政治反對的獨特條件，表現出對抗與不認同的多樣性和真實性面向。而內地不過是由於維穩體制使得類似這種認同的分裂及其有可能導致的政治上的對抗“被維穩了”，受到壓抑，所以要看到兩制差異。但問題可能是共同的，反映了中國整體的國家精神轉型和制度轉型的問題。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香港在“愛國愛港”以及隱含的“愛黨”問題上的歷史複雜性甚至兩面性。一方面，在近代史上，香港儘管在英國殖民管治之下，但是每次在內地動亂、戰爭或者是困難時期，香港人都會以真正的同胞感、精神和物質投入支持內地。從這個層面上來看，香港人是又愛民族又愛國家。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香港對於內地體制演化保持著持續的批評與批判，甚至包含著改造的目標，亦即所謂“民主中國”的目標。
這裡涉及到整合國家觀念與身份認同的兩種差異性基礎：一種是民族性、文化性的基礎，我把它稱之為民族愛國主義；另一種是憲法愛國主義，完全是一種現代性的建構，屬於對政治族群觀念的高級建構，在這種層面上，香港人的思想是高度西方化的，以民主價值為核心。
在香港人的歷史認同中，在民族愛國主義上的問題並不大，但在當今全球化與多元化時代多種認同和多種身份並存的情況下，從規範性意義上來講，屬於高級建構的憲法愛國主義是優先的。香港人雖然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人，認同中國傳統文化，但並不意味著能夠認同政治體制，因為香港人會看到，在內地尚且有人反對這種認同，香港人會覺得他們反對就更有歷史和規範的理由了。香港人甚至在這種反體制的政治運動中充當了某種庇護者和組織者的角色並引以為榮。這就更加劇了香港人和內地政治體制及主流政治文化的心理距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