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政改難以一勞永逸
未來治港無論是收權還是放權，都必須加強治港中的法治權威，以《基本法》為中心來鞏固央港關係中“一國”的實質基礎，而不宜以白皮書這樣一個國家主義的解釋性文件作為單一的治港準據，以及依據這個文件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這樣一個權威之下做很多與治港實際不相宜的動作。
長期來講，央港互動需要一個新常態，應該是要擺脫2003年23條立法和2012年國民教育這兩個失敗的互動經驗。甚至，中央的白皮書和8·31決定就是要逆轉央港互動中的此種慣例以及中央的弱勢形態。此外，我也不認為反“佔中”的勝利是徹底勝利，不認為這是可以多次模仿的新模式。如同我在香港商務印書館的新書《香港政改觀察》中所言：香港政改未完待續，香港存在“繼續民主”命題，央港雙方應以超越佔中/反佔中的政治理性與合作精神共同面對這一新的挑戰，適應香港民主的新常態。
反“佔中”勝利的定位有值得補充和商榷之處。“佔中”本身在政治運動裡面其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它實現了香港社會比較充分的民主動員以及社會運動人才的儲備和操練。經過“佔中”這次訓練，香港的民主對抗已經瀰漫到整個社會，而且調動了青年學生的積極性和參與意識。後面又出現了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的事件，這不意味著香港學運的分裂，而是意味著香港學運激進化和力量重組，舊的學聯框架對學生運動發展的制度性約束喪失，下一步在香港學運或社運中青年學生的支柱作用和話語權會進一步增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裹挾泛民主派在一些議題跟從。
在最近的反水客運動上就很清楚，儘管後來有泛民派何俊仁等人的切割，但在更長期的社會運動陣線或議題上顯然還會做進一步的捆綁，因為他們面臨著更一致的理念認同以及更需要團結的民主任務，所以這次“佔中”把青年學生的意識較為充分地調動起來了，引入了“民主新世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