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佔中”的直接成果就是使得中央本來想通過“831”決定一勞永逸制度性解決香港政改問題的政治目的基本上落空了，中央與特區政府不再嚴格堅持2014年9月1日在港宣講該決定時的“一勞永逸論”。林鄭月娥與學聯對話中說過政改方案在2017年後還可以有優化空間，就是說2017年的選舉辦法只能管一屆，之後要重新進入五部曲的週期裡面，所有的對抗還結構性地存在。我們沒有看到中央在這一場運動中爭取到多少得分項，而且民意對泛民及青年學生的支持在未來的時局中未必能夠樂觀地期待出現結構性削弱。
我們所建議的香港要凝聚共識，把精力放在發展和融入國家的議題上，多少有些一廂情願。從香港“佔中”帶來的長遠結構性影響，以及青年學生與民主派的“不忠誠反對派”的定位來講，2017絕對不是政改的終點，也不是央港關係改良的終點，而是雙方博弈的插曲和新的起點而已。如果政改方案通過，還會面對立法會普選的議題疊加，央港關係會有一個更為複雜的憲制性局面。2017年政改通過的話，香港下一步就會出現雙重議題，一是特首普選方案如何優化，二是2020年立法會普選如何落實。也就是說在2017年後將面臨著在《基本法》框架裡更加強烈的社會運動壓力以及雙普選帶來的衝擊。中央的官方法理學及一再重申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如何在央港關係新的政治週期裡獲得認同和實現，有太多的不確定性，也有太多的嚴峻課題需要加以研究。當然，2017方案如果不通過，央港關係會更壞，會是另一片無法收拾的天地。然而，如此嚴峻的挑戰必然是雙向的，對國家和香港同時存在，或許這正是中國的天命，也是香港的天命。天命攸歸，究竟如何，我們不僅要觀察預測，亦要積極行動，因勢利導，趨向和解與雙贏。
治港策略的重新定位
這種壓力進一步逼迫中央思考，怎樣重新認識或定位行政主導。17年來的治港經驗就是過度依賴行政主導和特首忠誠。這一選擇有很多優越的制度屬性和優勢，但是從實際效果來講，並沒有能夠結構性地改變香港政府的管治困境。同時，在普選議題上，如果沒有《基本法》的配套改革，比如建立某種對香港的常態化的司法監督權，則中央在行政主導和相關的普選框架上鬆動的空間比較小，會被高度套牢在行政權這個單一制度抓手之上。所以在政改上存在著一種“交換邏輯”，香港人是否願意以其他權力的結構性改革來換取特首普選的進步，否則不給出其他制度抓手，同時又要求完全由本地來處理特首普選事項，顯然無法獲得中央的政治信任，亦不利於央港關係長期的法治轉型。未來的《基本法》結構大修時，由行政控制轉向司法控制，應該成為國家依法治港策略的重要一環，也是整體的依法治國事業的重要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