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6日電／除了國有企業負責人、中資駐外機構負責人和政府官員攜款外逃，金融行業內負責人或者主管人員外逃，成為貪官外逃的重災區。
按官方口徑，短短三四年時間內，外逃公職人員已經由倉促變為預謀和準備充分。這應和了犯罪心理學中的橫向效果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每年產生的腐敗收益高達200億美元到400億美元，相當於全球官方發展援助的20%到40%明確規定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部門的班子成員”或“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的責任性後果正在成為一種規範趨勢截至2013年5月，中國已與49個國家簽訂民、刑事司法協助類條約，與36個國家簽訂了引渡條約。
據《財經》雜誌報道，2013年的9月，注定是一個在中國司法史上刻下重痕的秋季。薄熙來、張曙光等貪腐大案相繼開庭，這些涉及高級別官員腐敗的案件，如同從權力核心接連拋出的巨型線球，賦予公眾豐富的解讀空間。
隨著庭審將絲線層層剝開，相關案件的一個特徵呈現出來——涉案官員的配偶、子女甚或大部分財產均移至國外，而當事人則在國內“裸體做官”。
“裸官”一詞出現並不久遠，至2008年時方被提出並流行。五年來，“裸官”們接二連三落馬，公眾對此概念由陌生到熟悉，並發現這種屬性已成諸多貪腐案件的“標準配置”。這些“裸官”及其家屬在境內、境外生活如何?財富如何被轉移與處置?財富規模幾何?這些問題，可以從已經審判的“裸官”案件中窺斑見豹。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後，新一輪的反腐行動相繼展開，被提到不反腐會“亡黨亡國”的高度。通過“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個案反腐，相繼牽落副部級以上官員就有重慶原市委書記薄熙來，四川原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廣東原省委常委、統戰部原部長周鎮宏，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安徽原副省長倪發科，四川原省委常委、副省長郭永祥，內蒙古原區委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廣西政協原副主席李達球等人。根據監察部網站公開消息統計，2013年上半年曝光“問題官員”有54起。
細分內涵而言，“裸官”並非等同貪官，但令人瞠目的貪腐實例表明，“裸官”距離貪官僅有一步之遙。當對“裸官”的警鐘又一次響起，研究這一群體以及對這一群體的監管制度日趨必要。
自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中國“裸官”的產生、成型、高發經歷了一個由非典型到典型、由試探性到猖獗、由目的單一性到多樣性的複雜發展過程。由此，《財經》雜誌擇取此20餘年的時間跨度、彙集了59個落馬“裸官”案例，製成此份《中國“裸官”報告》。
與此同時，報告結合對有關專家的採訪、最高檢察院1981年以來的工作報告以及中央和地方針對“裸官”的治理政策、走向，透析“裸官”現象的特徵、背景、危害，以期助益“裸官”治理的反腐探索。
在這59個“裸官”樣本裡，有身處要職的政府高官，有地方或職能部門獨攬一方權力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也有各類國企高管——其中以金融業管理層人士占比最重。按比例來分，金融行業佔據24%，黨政官員佔據34%，其餘多為非金融類的國有企業人員，所在行業涉及電信業、煙草業、石油業、證券業、交通業、旅遊業、服裝業以及其他商貿投資領域。
在本報告中，有據可查的59人的涉案總金額高達數十億元。
另一方面，報告梳理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司法機關治理“裸官”的歷史脈絡和政策延續，從中我們發現：對於治理的研究早已開展，不同層面的統計也在持續，防治甚至帶有懲罰性的政策和規定也已出台數部，但這些規定仍存在操作層面上不同程度的漏洞和不透明性。從依法治國的理念上，尚缺乏法律的規制和界定。
在新形勢下，中國的反腐敗工作面臨著更嚴峻的考驗，也到了一個關鍵當口。如何讓反腐敗規劃和反腐體系更加健全完善，是當下各界亟待突破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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