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一：“裸官”的概念
“裸官”一詞“發明”自民間，初為中性，漸次變為貶義詞。在目前的輿論爭議下，亟須官方通過制度設計釐清“裸官”概念
概念誕生
“裸官”一詞誕生於2008年。它的提出和流行，以及對於這種現象自民間到各級政府再到中央高層的漸次重視，實則正與中國反腐規劃的進程互相映照、息息相關。
2008年6月22日，新華社經授權發佈《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即中國第一個“五年反腐規劃”。時隔十日後，2008年7月3日，一篇《還有多少貪官在“裸體做官”》的文章開始在網上廣泛傳播。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安徽省蕪湖市政協常委周蓬安。時逢陝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案發，文章評論道：“由龐家鈺案，我們又很容易聯想到諸多先安排好妻兒乃至情婦出國，自己在國內‘裸體’當官，並使用手中權力將國家大批財產轉移至境外私人賬戶的貪官。”
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周蓬安如是道出初衷：為形容龐家鈺案等類似現象，他一直想尋找一個抓人眼球的詞彙，以期引起社會公眾和政府的關注。在這種情況下，周將“裸體”與“做官”兩詞結合，製造出“裸體做官”的概念。此後經過網絡發酵，這種說法被簡稱為“裸官”，並流行開來。
自此，“裸官”一詞誕生。
在公眾的語境中，“裸官”一詞得到普遍認可的定義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國(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的公職人員。周蓬安表示，創造“裸官”一詞時，他的定位是中性詞，隨著“裸官”外逃案件增多，輿論和公眾對“裸官”一詞已更多地表達出貶義意味。
周蓬安認為，實際上，“裸官”不等於是貪官。只要清正廉潔，做“裸官”也並不可怕，可怕的地方就在於做“裸官”的動機不純，並且不夠透明。
“這幾年，貪官外逃的案件越來越多，帶走的資金也越來越多，大眾對此議論頗多。尤其是涉案金額高達億元的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長周金伙，妻兒早已移居美國，為其生育一子的情婦也早已移居香港，在被中央紀委‘雙規’前夕逃往境外。周金伙出逃前，還在自己辦公桌上放了一封信，告訴紀檢部門自己遠走高飛了，不要再費勁找他。如此公然戲弄反腐機構，更刺激社會對妻兒都在國外、單身在國內做官者的不滿。”周蓬安說。
官方語境
伴隨“裸官”這個概念在民間的傳播，該詞隨後也出現在了中央幹部的表態裡。這體現了雖然對於“裸官”尚無明確的官方口徑，但中央已經關注到這一群體，這種民間說法也逐漸被官方默認與接受。
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馬馼被記者問及“裸官”問題時表示，有關規定要求對配偶子女均移居國外的公務員進行登記管理，“但是由於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各種各樣的原因造成‘裸官’的情況，就對這些同志高度不信任，恐怕也不行”。她說，“但是要加強管理，比如因私出國，比其他人要加強一點措施。”
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馬馼再次表態，對於高官把子女送出國的現象，她個人認為，這個事情並沒有統一的口徑，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官員和公民是一樣的，送子女出國並不是官員的特權。
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表示，無論是政策上還是法律上，中國官方均未對“裸官”一詞做出準確界定。目前，這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說法，實踐中，情況也比較複雜。有的官員只將財產轉移到出境機構，有的官員配偶子女定居國外，或者同時出現上述情況的，也有的官員將財產轉移境外情婦名下，他們都可以被稱為“裸官”。當然，其中也不乏妻或子身在國外、官員自己在國內踏實做官的群體。
即便如此，不管“裸官”現象如何複雜、定義是否存在爭議，其在民間和官方文件綜合出來的特徵已經明確。
結合1995年《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1997年《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和2006年的《關於黨員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可知“裸官”被賦予了下述四個特徵：
主體為國家公職人員，包括國有企業工作人員、金融行業工作人員、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也包括人大工作人員和檢法的司法人員;這些公職人員向國外或者境外進行了資產轉移;他們的配偶和子女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或取得國(境)外永久居留權;當事人主體仍舊在國內工作。
從這四個特徵判斷，“裸官”概念如李永忠所言，實則並無褒貶之分。但“裸官”一旦違法，其最主要的表現即為“隱瞞不報或者低報境外財產”;如果再涉嫌受賄、貪污或挪用公款等貪腐犯罪，“裸官”危害便暴露無遺：這部分群體的身份為他們向國外和境外出逃提供了人身便利，這正是“裸官”的最大潛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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