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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 |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
北京大學歷來開風氣之先。學生們沒有受到邀請也起來“大鳴大放”了,各系學生要求黨組織召開座談會,幫助黨整風。我們黨支部習慣於按上面的指示行事,上面沒有讓“大鳴大放”,我們不敢輕舉妄動。但學生們在大氣候的熱身中自發地行動起來了。我們宿舍的走廊裡出現了一條大標語:“春風不度三十齋”。這是套用王之渙《涼州詞》中的“春風不度玉門關”。三十齋是歷史系的學生宿舍。用意很明顯,像盼望春風那樣呼喚共產黨的整風。 接著又出現一份墻報,名曰《准風月談》,這是借用魯迅的語言。墻報的內容根本不是談“風月”,完全是談政治。除了一般地批評“三害”之外,主要是針對黨支部和黨員,特別是批評作為支部書記的我“壓制鳴放”。其實,我並沒有壓制,只是不主動而已,而且沒有得到上級的指示不能自行其是。但同學們迫不及待地要求“鳴放”,在他們看來,不主動組織“鳴放”就是壓制。這些大標語和墻報,都是我們歷史系二年級(一)班沈元領頭的423號房間的同學們搞出來的。沈元的毛病就出在政治熱情太高了。 “大鳴大放”事過境遷之後,我曾把(准風月談》墻報整個兒揭下來。我們研究歷史的人,都有保存材料的習慣。保存了幾十年,不料在我出國後,南京的家人把它當作一卷爛紙扔掉了。我在電話中大聲責備:“你們毀了珍貴的歷史文物!” 五月十六日,北大黨委下達一個整風計劃。說是分三批進行:第一批是校一級機構的黨組織;暑假中才開始第二批,系一級的黨組織;作為第三批學生黨員的整風,還沒有確定時間。這個慢騰騰的計劃完全脫離了形勢。大學生的行動一下子打亂了黨委的計劃。經上級同意,我們班立即開始“大鳴大放”,也是連日召開座談會。座談會上的發言甚為尖銳,批評有些黨員的操行“簡直不像話”,特別是針對宗派主義,認為黨員具有特殊的優越感,高人一等。當時流行這樣的說法,黨員和群眾之間有墻、有溝,甚至是高墻、深溝,群眾普遍希望“拆墻填溝”。這些意見對我觸動很大。回想在地下鬥爭年代入黨時,黨員和群眾之間是沒有墻、沒有溝的;如果有墻、有溝,我們就不能生存。料想在解放區和解放軍中也不會有墻、有溝;如果有墻、有溝,我們就不能勝利。為什麼黨掌權沒多久一切都變了?這是我後來幾十年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在“大鳴大放”中,有些黨支部的幹部轉過身來,與群眾一起去向黨提意見。我不贊成。我認為,作為黨員對黨的錯誤和缺點也是有責任的,作為黨支部書記更有責任代表黨來聽取群眾的意見,而不是站在黨之外去向黨提章見。也有一些黨支部的幹部對群眾的童見進行反擊。我更不贊成。 前一類人,往往被打成“右派”;後一類人,則是堅定的“左派”。像我一樣,既沒有向黨提意見,也不作反擊,而是認真聽取群眾批評的,後來卻被指責為“右傾”。 五月份,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正在北京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我是新青團的老團幹,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立以後,黨就派我做團的工作,擔任過團支部書記、團委委員、團委書記等職務。我從前工作過的地方——無錫市來參加團代大會的,有的是我的老同事,有的還是我的老部下,其中有一位是我初戀的女友。他們邀請我於五月十九日(星期日)到北海公園聚會。這一天又正好是我的生日,為我慶生。我渴望相見,卻去不能,寫了一封信回絕,說:“我正陷入‘人民內部’矛盾之中,不得脫身。”這一天的上午,我們班還在繼續開整風座談會。下午,北京大學大飯廳東墻北側,出現了一張寫在綠色油光紙上的大字報。 五十年代的大字報運動起源於北大。開始是“大鳴大放”向黨提意見的工具,後來又成為反擊右派、批判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武器。但第一張大字報兩者都不是,題目是《質問北大團委》,內容很簡單:“誰是參加團代大會的北大團員代表?團員代表是怎樣產生的?我們廣大團員怎麼不知道?”署名:“歷史系55級(二)班部分團員和群眾”。這張大字報起了點火的作用,雖然它本身毫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氣味,後來發起人張學仁還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二年級下學期,55級黨支部一分為二,我們(一)班的黨員人數多,單獨成立一個支部,(二)(三)班合成一個支部。 (二)班究竟以什麼理由把張學仁打成右派分子,我一無所知。 哲學系學生龍英華貼出《一個大膽的建議》,建議把大飯廳東墻定名為“民主墻”,幫助黨整風。二十年後的“西單民主墻”,就是從北大移植過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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