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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 |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
(十一) 沈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齋堂勞動教養。臨行時,我送他到大飯廳上車。他扛著鋪蓋,我幫他背著書包、提著臉盆。從三十齋到大飯廳的路上,兩人無話可說。我不知道他怎麼想,我是有話不能說。打官腔,非所願。要是說些同情他的話,猶恐對他的“改造”沒有好處。直到他上車,我才說了一句:“好好幹吧,爭取回校。”他的眼鏡片後面,淚水汪汪。 一去多年無音訊。 直到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沈元忽然來找我。一進門,喜形於色,第一句話就是:“我摘了帽子了!”他緩緩地叙說別後。齋堂是山區,很窮;幹活總是和石頭打交道,很累。一九六零年冬天,吃不飽肚子,大家都得了浮腫病。他怕死在那裡了,不別而行,回到城裡史家胡同的姑媽家。後來他去街道辦事處幫助工作,那些老頭、老太太對他印象甚好,建議派出所把他的右派帽子摘了。一摘帽子,他就想回北大。他問我是否可能?我說:“可能。龐卓恒、黃良元就在我的班上。” 龐卓恒原是比我們高一年級的黨支部書記,黃良元是全系團總支書記,他們就因為在 “大鳴大放”期間夥同群眾一起去向黨提意見而當了右派。他們和沈元一起在齋堂勞動教養,三年期滿,回校繼續學習。那時我已當了三年教員,正在給歷史系四年級講授歷史唯物主義,他們就在我的班上聽課。 沈元一聽,十分興奮,說:“那我回校後你就是我的老師了。” “只怕我當不了你的老師。” 他以為我是謙虛,說:“你能當龐卓恒、黃良元的老師,還當不了我的老師?” 他還記得我送行時說的“爭取回校”,問我:“你能不能為我爭取一下?” 我說:“我幫不上忙,你自己到歷史系去找周(一良)先生。”周一良是歷史系主任。 他去了,過了一個多小時又來。他說:“周先生講他不能決定,要找教務處。” 教務處的人對他說:“你們下去勞動本來是保留學籍的,三年期滿就可以回校。你沒有期滿就逃跑了,已被開除學籍,不能回校。”他表示願意深刻檢討,還是不能通融。 他沒有歡樂的情緒了,問我:“怎麼辦?” 我說:“你走自學之路吧。北京圖書館的藏書比北大還豐富,為什麼不利用?” 臨行時,我送他下樓。他走到樓梯半中腰的拐彎處,拾起頭來,向我微笑、招手。誰知這竟是最後一幕,永遠定格在我的腦海中。他穿一件淺灰色上衣,裡面是細格子襯衫。 (十二) 沈元果然鑽進北京圖書館,充分利用那裡的藏書,苦心孤詣,埋頭研究。一九六二年,《歷史研究》第三期發表了沈元的《急就篇研究》,史學界嘩然。之所以嘩然,一是這篇論文開辟了研究的新思路,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別引人注意。 《急就篇》是漢代的蒙學課本,即小學教科書。沈元對《急就篇》的考訂超越了大學問家王國維等人,他一一指出他們的不足。從《急就篇》中研究漢代社會的性質,則渺無前人。對兒童的教育,都是每個時代公認的常識。沈元認為,《急就篇》是“漢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漢代社會的性質,是史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因為漢代存在著大量的奴婢,有人就認為是奴隸社會。沈元通過《急就篇》的研究得出結論:“第一,奴婢是物而不是人;第二,奴婢是生活資料而不是生產資料。”《急就篇》把生產勞動的擔當者劃歸另一類人,那就是被束縛於土地、承擔租賦的“編戶齊民”。所以,漢代是實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社會,奴婢不過是奴隸制的殘餘。一般的研究者都是以現代人的眼光去解釋漢代的奴婢,而沈元的新視角則是以漢代人的眼光來說明漢代的奴婢身份。 沈元雖然摘了“右派”帽子,仍是戴罪之身,叫做“摘帽右派”;而“摘帽右派”卻成了永遠摘不了的帽子。這時,他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遭到一片指責:“你培養什麼人?重用什麼人? 沈元怎樣進了近代史研究所,我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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