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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 |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
一九七九年,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務虛會上,我認識了黎澍。我提到沈元,相約抽空好好談一談。不料一直沒有談成。後來我去了南京。一九八六年,我應邀到北京參加於光遠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與黎澍相遇。這次真是要好好談一談了。十二月十六日,我到位於西長安街的一幢高樓中的黎澍家拜訪。我們兩人都想用適當的方式來紀念沈元。沈元在北大的情況我最了解,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情況黎澍最了解,我們兩人了解的情況合在一起,才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黎澍說:“現在我們寫出來也無處發表,等到將來可以發表的時候再寫,可能我已經不在了。這樣吧,你把我說的記下來,拜托你代筆了。”所以我身負兩個人的心債。 不幸而言中。兩年後的十二月九日,黎澍離開了人間。 黎澍是革命家型的學者。“一二.九”運動後投身革命,從事地下活動,打游擊,在香港、上海、重慶等地辦報辦雜誌。他對社會、人生每有獨到見解。六十年代,一篇《讓青春發出光輝!》曾風靡一時,鼓勵青年,憤發有為,大膽創造。黎澍對自己的身後事早有安排。他向家人交待,如果得病喪失意識,不要濫花醫療費用苟延殘喘,讓他安樂死。一九八八年冬天,他摔了一跤,腦溢血,深度昏迷,搶救無效。家人根據他的囑咐,選定十二月九日這一對他的人生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拔去氧氣管,讓他安然歸去。黎澍還有交待,死後不要把他送到八寶山。他說:“那裡的死魂靈,有的生前就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他們。我不願加入他們的等級社會。”八寶山供奉的骨灰盒是按生前的級別排列的。 黎澍談起沈元,真是一贊三嘆。 黎澍意欲物色一位助手。一九六二年,劉導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問他:“你不是要人嗎?右派要不要?”劉給了他九篇沈元寫的文章。 沈元的姑父是劉導生的熟人,向劉推薦沈元,劉又向黎澍推薦。黎澍看了那九篇文章,大喜過望,自言自語:“這就是我要找的助手。”那時沈元是沒有單位的社會青年。黎澍向公安局要來了他的檔案。黎澍說:“不就是右派嗎?已經摘了帽子,有什麼了不得的?”決定錄用為實習研究員。 黎澍兼《歷史研究》雜誌主編。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出《急就篇研究》,予以發表。史學界引起轟動。郭沫若讚揚:“這篇文章寫得好。”範文瀾說“至少比我寫得好。”沈元實現了自己的抱負,初試鋒芒,即令中國史學界的權威人物刮目相看。但在研究所內反對之聲不絕於耳。反對意見不是針對學術研究,而是從政治上提出問題。 黎澍指導沈元寫了一篇《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盛傳,黎澍壟斷了材料,別人不給,就給沈元。他說:“哪有這麼回事?所裡從香港買來一本《勸世良言》,我要他們登《近代史研究資料》,不登。這才給沈元用了。”他還說“沈元真是善幹吸收別人的思想。我跟他閑談,海闊天空,他都能組織到文章裡。我一看,連我自己也沒想到,蠻像樣的論點。”全文五萬多字,首發於《歷史研究》。《人民日報》摘了一萬字,以《論洪秀全》為題,發了一整版。史學界又一次轟動。像沈元這樣從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寫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 沈元顯示了才華,也招來了忌恨。研究機關和高等院校都在談論右派明星,一時之間成了“沈元事件”。有一天,田家英(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給黎澍:“有人給毛主席寄來了油印材料,揭發‘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裡,毛見了不知會怎麼批。你趕快來一趟!”後來沈元發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用了張玉樓、高自強、曾武秀等等的化名。 黎澍說,和沈元同一輩的人,到所裡來了幾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幾篇文章,而且屢有轟動效應,於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來,黎澍首當其衝,批他 “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鬥黎澍,沈元陪鬥。有一次,黎澍在東廠胡同遇到沈元,悄悄地囑咐他:“你不要動。”可惜,沈元沒有記住。 一九六八年夏天,沈元化裝成黑人闖進蘇聯大使館。所謂“夾帶機密材料”,不過是紅衛兵小報。估計他是想去蘇聯,蘇聯人並不信任他。過了幾天又去,被逮捕。有一種傳說,沈元闖的是馬裡大使館。如果真是那樣倒好了,不至於犯“叛國投敵罪”,因為馬裡與中國是友好國家。而沈元也不會愚蠢到向一個中國的友好國家尋求政治避難。 沈元被捕後,經常拉出來游鬥。鬥沈元,黎澍陪鬥。“工宣隊”內定判死刑,交大家討論。誰能為他辯護?黎澍說:“我是欲哭無淚。我要找個助手,前後考察過四十多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滿意的。眼看要拉出去槍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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