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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 |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
一九五七年是我的啟蒙年。從此走向自由化,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被共產黨領導人敕封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冒尖人物”。 我和沈元一樣,不喜歡“大民主”,所以一九五七年我沒有寫過一張大字報,既沒有寫 “大鳴大放”的大字報,也沒有寫“反擊右派”的大字報。到了美國,我的認識又進了一步。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以及他們的追隨者,在一系列問題上觀點不同以至根本對立,但他們能夠和諧相處,通過討論和辯論來解決分歧、調和矛盾。這是實行民主的重要條件。在中國就不是這樣。觀點不同往往導致嚴重衝突。鄧小平說“右派分子殺氣騰騰”,那是言過其實。但“大鳴大放”中的對抗性和緊張氣氛確實存在。北大有一張大字報,作者嚴仲強寫道: “現在人們憤怒的火炬已從每個裂縫中進發出來,‘五四’的火已將重新燃燒起來。老爺們、公子們,儘管你們道貌岸然,一本鎮靜(正經),但是掩飾不了你們的罪行,歷史是不容抹殺的。讓你們發抖吧!讓你們從寶座上滾下來吧!現在該是人民向你們清算的時候了!”v還有人說:“要像狼一樣吃掉衛道者”。你要我發抖,我就要你發抖:你要吃掉我,我就要吃掉你。已經搞得誓不兩立,所以一聲反擊,才會到處抓“右派”。“文革”中更為明顯,因觀點不同就揮舞拳頭,最後竟動刀動槍。一個不能用討論和妥協的辦法來消化政治異見以及調和利益衝突的社會是無法實行民主的。 五一九以後,開始還能勉強上課,雖然學生們心不在焉。林希翎演講後,禮崩樂壞,校方並沒有宣布停課,但大家都不去上課了。這個學期末,考試也無法進行了。 自五月十九日晚上崔雄昆講話後,黨委一直沉默。人們習慣性的思維總是要黨委表態,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學生跑到黨委辦公室,問黨委是什麼態度?黨委就是不表態。有一天晚上,在未名湖邊的員工食堂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參加者為支部書記以上的幹部。北大的食堂,開始時桌子、凳子是齊全的,到後來只有桌子沒有凳子了。江隆基就站在桌子上講話,大家都立在那裡聽,不准記筆記。他講的最要緊的幾句話,我一直牢牢地記在腦子裡: “根據上面的指示,黨委就是不表態,要看看共產黨的天下到底亂到什麼程度。共產黨員們,共青團員們,到大海裡去游泳,自己辨別方向。”這就是毛澤東部署下來的“陽謀”。後來從《毛澤東選集》上看到,他是這樣說的:“右派進攻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是這樣,就是只聽不說。有那麼幾個星期,硬著頭皮,把耳朵扯長一點,就聽,話是一句不說。而且不通知團員,不通知黨員,也不通知支部書記,讓他們混戰一場,各人自己打主意。”vi江隆基雖說:“黨委就是不表態”,其實已經可以聽出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了。 北大的“大鳴大放”與民主黨派不同,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思想性、理論性十分突出,已如上述;二是企圖將“大鳴大放”擴展為一場民主運動。常常有人發出呼籲:走出校門,推向全國。北大人首先向近鄰清華推廣。不料在清華受到圍攻,被趕出校門。回來後有人寫了一張大字報《虎口餘生記》。可見蔣南翔當校長的清華和北大的氣氛完全不同。北大也向人民大學推廣。人民大學副校長鄒魯風作報告,規定不得和外校聯繫。林希翎起來駁,說:我校同學們沒有得流感,為什麼要隔離?一九五七年三、四月間,北大大面積地漫延流感,以至不得不停課一周,封鎖校門,與外界隔離。故林希翎有此一說。譚天榮等五人又跑到天津去推廣。還有人將“民主接力棒”傳到了上海。 《人民日報》一直不報道北大的消息。“廣場派”興問罪之師,幾十個人跑到王府井,向《人民日報》質問:“你們為什麼不報道北大的民主運動?”共產黨是運動起家,掌權後又是運動治國,豈能讓別人來運動自己?北大“鬧事”的第二天,五月二十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就是這樣規定的;一方面極力慫恿,“繼續登載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還說“越反動越好”;另一方面嚴格限制,“不要登載工人、學生、農民鬧事的消息”。一些“民主黨派人士”墮入毛澤東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圈套而不自知,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在全國範圍內受到批判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葛佩琦等人的言論,都是五月十九日北大“鬧事”以後發表的。六月六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召集六教授開會。他們認為,學生上街,一觸即發;共產黨已經進退失措,要靠民主黨派來收拾殘局了。誰知六月八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一篇社論《這是為什麼?》,升起了反擊“右派分子”的信號彈,風雲突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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