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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 |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
她首先為胡風辯護,認為他不是反革命。胡風問題是當時極為敏感的話題,她的演講一開始就很有挑戰性。 她又談論斯大林問題,批評赫魯曉夫很蠢,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 她從蘇聯談到中國,批評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認為整風只是採取改良主義的辦法。她的基本論點是:“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iv她還認為,蘇聯和中國有共同之處,都是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 她的講話富有煽動性。 林希翎講話時,大家專心聆聽,寂靜一片。當她的講話告一段落,台下就起哄,有人衝著她大喊大叫,有人跳上台去搶話筒。人群中贊成的和反對的在台下當場展開辯論,鬧得不可開交,誰也聽不清誰說了什麼。看那架勢,還是反對的人占多數。當她重新開講,才恢復平靜。講了一段,又像開了鍋。如此反覆數次。 有人在人群中發現了江隆基。江隆基是北大黨委書記、副校長。校長是無黨派民主人士馬寅初,他不大管事,實際上的第一把手是江隆基。“大鳴大放”時,有人提出“取消黨委制”。馬寅初反對,他說:“黨委制不能取消。什麼事情都來找校長,我爬山、鍛煉身體的時間也沒有了。”後來批判馬寅初,故念他反對“取消黨委制”有功,只是當了“內定右派”,沒有正式戴上“帽子”。其實,他反對“取消黨委制”的出發點不是“加強黨的領導”,而是為了“爬山、鍛煉身體”。那天晚上,贊成林希翎的和反對林希翎的,頓時分成了兩派,兩派的人表情都很激動,都希望江隆基表態,說:“江校長,您上去講一講!”江隆基比誰都平靜,說:“今天晚上我是來聽你們大家講的,我就不講了。”後來江隆基被彭真指責為“右傾”批了一通,調離北大,“文革”中在蘭州大學離奇死亡。老北大人很懷念他,像這樣在“鬧事”的時刻不帶秘書、沒有警衛,只身來到群眾中間聽取意見,不是一般的領導人所能做到的。“文革”中的當權派,千呼萬喚就是不出來。 五月二十七日晚上,林希翎又來。反對林希翎的人已準備好論點,占據了大部分時間,林希翎講得不多。 散場後在回宿舍的路上,我遇到沈元。我問他有什麼看法?我知道他是反對譚天榮、林希翎的,但沒有詳細談過。我有點疑惑,譚天榮、林希翎的許多觀點同他在蘇共二十大以後發表的看法差不多,為什麼反對?他說,上次聽了林希翎的演講,當時也很氣憤。仔細一想,好像又沒有什麼大錯。她要“真正的社會主義”,錯了嗎?沒錯;她要民主,錯了嗎?也沒錯。譚天榮要用馬克思主義來否定教條主義,更是沒錯。但聽他們的講話總是不舒服,使人難以接受。譚天榮、林希翎他們是錯在煽動情緒,搞得燕園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沈元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五一九戰士”的“大鳴大放”所遭到的反對有兩種:一種,反對他們的觀點,這就是所謂的“衛道者”;另一種,反對他們的做法,認為不應當大轟大嗡,作情緒化的暄洩。我們班本來矛盾很尖銳,全校“大鳴大放”後,反而團結一致了。423號房間的人們受沈元的影響,都站在反對譚天榮、林希翎的一邊。大家認為,這樣搞法,書都念不成了,二十四史、《資治通鑒》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念完?希望趕快收場,恢復平靜。 一九五七年的時候,我的思想是比較僵化的。“大鳴大放”中提出的問題,大部分我都沒有想過,既然別人提出來了,我就認真去想,我不是“衛道者”。因為我對共產黨從奪權到掌權的轉變和黨內生活的弊病,比一般學生知道得多。進北大前,我是無錫市人民政府交際處(後來叫做“外辦”)的黨組織負責人,官拜局長級。我的工資是每月八十九元五角,上了大學雖然我能享受比別人較高的調幹助學金,也只有二十九元(一般的調幹助學金是二十五元,大學生的全額助學金是十五元)。許多同事、朋友都說我傻,他們不能理解我的舉動。我是為了保持自由的心靈,不受壓制,免遭污染。在官場只論權力大小,不問真理多少,我越來越感到不自在,久有去意。一九五五年終於脫離官場,轉到學府。但我的頭上有一道緊箍咒,歷來被人稱作“好黨員、好幹部”,思想上、行動上不敢越雷池一步。衝開物質的枷鎖,不為五鬥米而折腰,雖然不容易,我還是做到了。衝開精神的枷鎖,拋卻已有的好名聲,就很難做到了。“大鳴大放”中才看到,在我停步的地方,別人已經前進得很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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