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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 |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
成為“右派”,而且是“極右”,這是沈元短暫一生的轉折點,一九五七年是他通向一九七O年之路的起點,事實上,死亡之門一九五七年即為他打開了。數年之後,沈元以 “摘帽右派”之身成為識才、愛才的黎澍助手,並在《歷史研究》發表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一次次引起轟動,範文瀾說他文章比自己寫得好。研究機關和大學都在談論這位“右派明星”。歷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揭發“沈元事件”的油印材料竟然寄到了毛澤東那裡,雖被秘書田家英暫時壓下,但接著又有人到中宣部告發“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調查之後的結論,是“沒有違反原則的地方”。老實說,有史學才華的沈元與那個時代並不構成衝突,他既沒有林昭那樣洞穿極權奧秘的思想,成為右派之後也沒有對現實提出批評和質疑,他只想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範圍內做學術研究,而不是挑戰當時的意識形態和現存權力。 然而,等到“文革”,就連黎澍也被揪出來了,這片土地幾無才華橫溢的沈元容身之處。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化裝成黑人進入蘇聯駐華大使館,表達去蘇的意願,被拒絕收留,過幾天再去,即遭逮捕。隨身所帶的所謂“機密材料”不過是當時的紅衛兵小報。(這是郭羅基的說法,與《文革受難者》所說他進入馬裡駐華使館不同。) 吞噬他生命的是人性的傷害 最終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個黑暗的、罪惡的年代,但不能排除那些來自人性、人心的致命傷害,正是這些傷害與那可怕的年代一起將他一步步推向了刑場。或許有人會說,那些打小報告,舉報他的,在大難臨頭時為求自保落井下石的,妒忌他的才華而告發到中宣部乃至毛澤東那裡的人,都是那年代的產物,是那個鼓勵告密、鼓勵躲在陰暗角落窺視的時代造成的。這樣說誠然沒有錯,問題在於,許多時候,舉報、告密不是來自上級命令和職務行為,完全是自動的、自發的個人行為。即使為了自保,在運動到來時迫於壓力的劃清界限,也並不完全是不可避免的。這當中仍有可憑良心選擇的餘地。 毫無疑問,來自原本抱有同樣觀點的同學尤其是親密關係的同學的揭發,對他內心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所以,當他得知中學同學交出他們的通信時,他脫口而出:“她怎麼能這樣幹?”郭羅基勸他說:“你不要怪她,這種時候誰都會這樣幹。”這也確是實話,那個時代這樣幹恰恰是正常的,不這樣幹卻是不正常的。(不過宋詒瑞回憶,交出這些信還有一個天真的用意,就是想證明沈元不過是個普通純真的學生,這應該也是可信的。)這是一個年代對人性的異化,不僅將恐懼內化到一個人的骨髓中,更嚴重的是往往還不認為這是因為自己膽小、害怕所致,而且自認為在做一件正確的事,與這個年代、時代保持一致乃至參與作惡不是一種羞恥,反而是一種光榮。 沈元最終想逃離這樣變態的時代,並因此而喪命。可以說,是這個密不透風的極權年代殺害了他,更是他身邊的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與他有關聯的人合謀殺害了他。如果不能從人性深處得到反省,僅僅在年代上尋找沈元之死的根源,還是不夠的。在他被虐殺四十年後,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喚醒良心、人性,從道德根基上重建社會,與改變年代的責任一樣緊迫,甚至更為艱難。記住沈元他們,記得許多被黑暗無情吞噬的人,無論是天才洋溢的生命,還是普普通通的受難者,不只是要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更是為了建立一種人人可以免於恐懼、免於被異化、免於被虐殺的安全正常的生活。這比簡單地追訴誰是凶手來得重要,也遠比感嘆天才的消亡來得沉重。 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殺十一年後,遲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號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這一呼天搶地、撕心裂肺的慟哭,應該永留在歷史當中,時時喚醒我們這個民族的記憶。 作者系文史學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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