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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才的夭折 沈元離世四十年

http://www.CRNTT.com   2010-11-07 11:20:43

成為“右派”，而且是“極右”，這是沈元短暫一生的轉折點，一九五七年是他通向一九七O年之路的起點，事實上，死亡之門一九五七年即為他打開了。數年之後，沈元以 “摘帽右派”之身成為識才、愛才的黎澍助手，並在《歷史研究》發表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一次次引起轟動，範文瀾說他文章比自己寫得好。研究機關和大學都在談論這位“右派明星”。歷史研究所的人“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揭發“沈元事件”的油印材料竟然寄到了毛澤東那裡，雖被秘書田家英暫時壓下，但接著又有人到中宣部告發“黎澍重用右派”。中宣部調查之後的結論，是“沒有違反原則的地方”。老實說，有史學才華的沈元與那個時代並不構成衝突，他既沒有林昭那樣洞穿極權奧秘的思想，成為右派之後也沒有對現實提出批評和質疑，他只想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範圍內做學術研究，而不是挑戰當時的意識形態和現存權力。 　　然而，等到“文革”，就連黎澍也被揪出來了，這片土地幾無才華橫溢的沈元容身之處。一九六八年夏天，他化裝成黑人進入蘇聯駐華大使館，表達去蘇的意願，被拒絕收留，過幾天再去，即遭逮捕。隨身所帶的所謂“機密材料”不過是當時的紅衛兵小報。（這是郭羅基的說法，與《文革受難者》所說他進入馬裡駐華使館不同。） 　　吞噬他生命的是人性的傷害 　　最終吞噬沈元生命的固然是那個黑暗的、罪惡的年代，但不能排除那些來自人性、人心的致命傷害，正是這些傷害與那可怕的年代一起將他一步步推向了刑場。或許有人會說，那些打小報告，舉報他的，在大難臨頭時為求自保落井下石的，妒忌他的才華而告發到中宣部乃至毛澤東那裡的人，都是那年代的產物，是那個鼓勵告密、鼓勵躲在陰暗角落窺視的時代造成的。這樣說誠然沒有錯，問題在於，許多時候，舉報、告密不是來自上級命令和職務行為，完全是自動的、自發的個人行為。即使為了自保，在運動到來時迫於壓力的劃清界限，也並不完全是不可避免的。這當中仍有可憑良心選擇的餘地。 　　毫無疑問，來自原本抱有同樣觀點的同學尤其是親密關係的同學的揭發，對他內心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所以，當他得知中學同學交出他們的通信時，他脫口而出：“她怎麼能這樣幹？”郭羅基勸他說：“你不要怪她，這種時候誰都會這樣幹。”這也確是實話，那個時代這樣幹恰恰是正常的，不這樣幹卻是不正常的。（不過宋詒瑞回憶，交出這些信還有一個天真的用意，就是想證明沈元不過是個普通純真的學生，這應該也是可信的。）這是一個年代對人性的異化，不僅將恐懼內化到一個人的骨髓中，更嚴重的是往往還不認為這是因為自己膽小、害怕所致，而且自認為在做一件正確的事，與這個年代、時代保持一致乃至參與作惡不是一種羞恥，反而是一種光榮。 　　沈元最終想逃離這樣變態的時代，並因此而喪命。可以說，是這個密不透風的極權年代殺害了他，更是他身邊的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與他有關聯的人合謀殺害了他。如果不能從人性深處得到反省，僅僅在年代上尋找沈元之死的根源，還是不夠的。在他被虐殺四十年後，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喚醒良心、人性，從道德根基上重建社會，與改變年代的責任一樣緊迫，甚至更為艱難。記住沈元他們，記得許多被黑暗無情吞噬的人，無論是天才洋溢的生命，還是普普通通的受難者，不只是要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更是為了建立一種人人可以免於恐懼、免於被異化、免於被虐殺的安全正常的生活。這比簡單地追訴誰是凶手來得重要，也遠比感嘆天才的消亡來得沉重。 　　一九八一年，在沈元被殺十一年後，遲到的平反通知交到了沈元老母的手中，她號啕大哭：“我不要紙，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這一呼天搶地、撕心裂肺的慟哭，應該永留在歷史當中，時時喚醒我們這個民族的記憶。 　　作者系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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