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1983年說要“培養治港人才”，但具體應該如何實行呢？目前有兩大方向，比如說參考新加坡模式，將AO變為不純粹是公務員，而是未來是要參選的人才，意思即是改變AO的性質和要求。以往AO可能是英文講得好、溝通能力強就可以，但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你透過AO這個“殼”去做，你選取人的標準是不一樣，AO未來是要參選、要做問責官員的。如果不走新加坡模式，那我們是否要在社會上架設一些階梯，如果社會有從政的階梯，哪怕是政黨的社區幹事、或者做研究、或者在智庫養一班人，哪怕是你再上政府裡面，除了政治問責官員之外，其他的短期合約或者見習生等等，要有相當的承載量，管治人才庫才會加厚。當然不是說要立即去做，但起碼方向是要這樣。5年也好、10年也好、起碼我們有方向性。我認為，培育政治人才要分上中下游，處於上游的大學，到底除了提供公共行政和國際關係的課程之外，有否開設培育政治領袖和有關管治的課程呢？現在我們經常辦選舉，選舉的理論和操作等實務知識能否普及呢？上游就是大學和有關培訓的課程，中游就是把接受培訓的人士放在不同位置上接受政治磨練，到了下游便是經過十數年磨練而具有百般武藝的成熟政治人才，可以競選行政長官或任命成政治問責官員，這是香港所缺乏的政治人才培育的系統工程，以前英治年代是有的，不過不是在香港，而是在英國。英國管治殖民地的官員在高峰期有3萬人，光是AO就有接近3000人。這支殖民地公務員隊伍，既不是英國本土公務員，亦不是在地的公務員，他是由英國殖民地部負責招聘、培訓、管理和調配的。這支管治隊伍有3萬多人，當中有20多個職系，AO就是負責管治殖民地的最核心隊伍，不過英國的AO跟香港招聘的AO是兩回事。
不管是英治年代或是“港人治港”年代都需要一些功能性組織來支援。但香港過往一直沒有完全認識到，自治到底是什麼一回事？自治需要有什麼組織？需要有什麼制度？有什麼配套？我們一概不認識。
政策支援系統如何建立？就是要建立起專業、龐大的研究隊伍，未來將會發揮影響力，在公共政策辯論、表達意見、有兩造意見黨爭執時擔任一個折衷的角色。其實政策研究和智庫的工作，除了發掘新知識之外，還有一個功能是，增強社會凝聚政策共識的能力，但現時香港缺乏這樣東西，所以很多事情就算有良好願望，都做不來。這是一個結構性的缺失，是功能缺失，希望梁先生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梁振英需要有這個視野，否則未來管治是有一定的困難，很難打開局面。今天不播種，未來三年都不會有收成。這個怎麼去做，如何貫穿大學、智庫、政黨，在政策研究方面做出空間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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