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睢於公元前266年封為應侯，卒於前255年。荀子親自觀察到的秦晚期的政風民俗，豈不是百年後墨子“上同而不下比”理念高度實現的最權威的見證嗎？荀子這著名的論斷中唯一需要修正的是“四世有勝”的“四”應改為“五”，因為四世只能上溯到孝公，五世上溯到獻公才符合本文考證的結果。總之，從上述重建多方面史實反思，獻公朝確是轉弱為強的樞紐，而促成這種演變的核心力量卻是來自仕秦的墨者。
結 論
“大事因緣”的“因”當然是篤行兼愛非攻，不惜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緣”則甚奇，奇在：墨者原來兼愛非攻無私救世的情懷，在竭忠盡智仕秦的過程中，竟無情地被時代化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劑——這才是人類史上值得嘔歌贊嘆的永恒悲劇！
秦墨的命運
兩千多年來哲學及思想史界最大的困惑，莫過於墨子學派何以從顯學倏忽衰微淪為絕學。二十世紀前半論者有胡適、梁啟超、錢穆、方授楚、陳柱、郭沫若諸家，但“在解釋墨學衰微問題上，言之成理的說法少，似是而非的議論則太多，這反而防礙對真正原因的把握。”就思想及制度方面作簡要的析論：
（1）墨子理想過高，難為常人接受
《莊子.天下》篇所論，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任，奈天下何！
（2）時代巨變不利於墨學及墨者
當秦獻公征募墨者之初，秦是被侵略的弱者，正是篤信兼愛非攻的墨者樂意效忠的對象。但經過獻公晚年與魏“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大凱旋後，秦迅即變成最強的軍事侵略國。這一基本事實既造成所有墨者良心信念的矛盾，更切斷所有墨者社團發展的機會。
（3）獻公與墨者的特殊因緣
筆者曾屢度提到墨者的種種專長恰恰迎合獻公迫切的需要。撰此結論之際，再度反思，深覺二者之間的關係堪稱是特殊因緣。之所以特殊是：建立關係之初雙方都覺得一切同軌合拍，歡同魚水；雙方都不能預料局勢發展下去會只對秦國有利而對墨者極端不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