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秦國當局自始即極力汲取利用墨者對軍事工程及武器製造方面的專長也是可以肯定的。總而語之，墨者對秦軍事上轉弱為強的重大貢獻，在獻公晚年與魏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的大凱旋中得到充分的證實。
戶籍與連坐
傳統和近代中外學人研究古代中國以軍統政的地緣組織的起源，每多上溯到齊桓公（在位，前685—643年）時管仲的創舉和公元前543年鄭國子產的改革。事實上齊、鄭的改革都不能認為是秦制的先例。
管仲軍政統一原則下行政單位的劃分，事實上僅限於分屬於桓公及國子、高子二上卿直轄的“鄉”區。全國分成二十一鄉之後，其中六個工商之鄉與兵役無關，只有十五個“士鄉”才分別由桓公和國子、高子二上卿統帥。即便在全國有限的“鄉”區之內，國君都不能享有統一指揮的權力；而且維繫這十五士鄉人員的力量還是大部要靠舊家族的感情紐帶。這種依然聯繫到宗法親屬關係的問題說明齊管仲的改革決不會是秦獻公全國統一性戶籍編制的歷史前例。
近代國際漢學界研究古代中國戶籍制度的第二個誤解，是以為公元前543年鄭子產法令中“廬井有伍”,就是全國性以軍統政戶籍制度的創立。為審慎計，有必要將《左傳》原文及十九世紀理雅各（JamesLegge）英譯征引如下：
《左傳.襄三十年》：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Legge譯文：
Tsze-Ch'an made the central citie s and border lands of the State be exactly defined,and enjoined on the high and inferior officers to w ear[o n ly ]th e ir d istin ctiv e ro b e s.T h e fie ld s w ere all m arked out by their banks and ditches.The houses and tsing (井) were divided in to fives,responsible for one another.英譯是根據杜預的詮釋，文字非常清楚明白，在國際上影響很大。但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充分汲取《左傳》權威、伯父楊樹達的淹博精深，往往能做出比較正確的注釋。他特別指出“都鄙有章”不過是都邑和鄙野應保持傳統的區別，並不意味這兩種不同地區都需要精確丈量後劃定（exactlydefined）。“上下有服”的“服”不是指服裝，而是指職守。
最重要的是“廬井有伍”的“伍”應是“賦”的借字，是納賦稅之意，而不是戶籍中由五家構成的基本單位。杜預注：“使五家相保”更會引起古今讀者的誤會，以為是五家連坐法的初現。上世紀前半葉，童書業根據顧頡剛早期課堂筆記而撰的《春秋史》，更把“廬井有伍”釋為“五家為伍的保甲制度”的濫觴。至於“廬井有伍”的“廬”字，《漢書.食貨志》顔師古注：“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廬井一詞尚具井田古制遺義，怎能是全國性軍政合一的戶籍制度中五家構成的基本單位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