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系中華 不離根本
中國文化中的“道”,包含三個基本點，即：價值觀中的尚“用”準則，人生觀中的尚“和”精神，以及方法論中的尚“簡”取向。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廣東音樂無疑打上了鮮明的嶺南雜交文化的烙印。不過光是弄清楚這一點，還只能解釋這株音樂奇葩為何會姓“粵”，卻還不足以解釋這樣一個地方色彩極強的樂種，何以能風靡全國，流播海外，被其他地區的廣大聽眾所接受和歡迎？因此，還應當從中國文化的共性和個性當中去尋找原因。
說到中國文化的共性與個性，有必要先談談自古以來的“道”與“器”之辨。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指本質的精神，是相對恒定的；器是具體的、實踐的結果，是對本質精神的形式化，是可以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以不同的面貌出現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可以說由“道”與“器”兩者構成的。在“器”的方面的變異，歷史上有許多次，孔子就提到過，“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從上古時期到三代以後，再到數千年後的今天，作為“器”的層面的社會觀念乃至制度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中國文化的靈魂，就是基本的“道”卻始終沒有變，五千多年一以貫之。中國文化中的這個相對恒定的“道”，根據近年來我與譚運長君共同研究的心得，包含三個基本點，即：價值觀中的尚“用”準則，人生觀中的尚“和”精神，以及方法論中的尚“簡”取向。
首先說尚“用”準則。由於中國文化當中不存在彼岸世界，是一種有著強烈的現世性的文化。因此以儒家學說為主流的傳統思想主張入世用世，在投身社會實踐中實現人生價值。這種現世性，並不是自私的功利主義，也不是混世哲學，而是對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懷，對世俗生活的熱愛和進取；而由此確立起來的尚用原則，則使我們的文化崇尚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富於反省精神和包容精神，善於以靈活的進退應對複雜多變的外來挑戰，這正是我們的民族得以保持悠長持久生命力的奧秘所在。這種世界觀和價值觀，經過數千年的實踐澱積，已經成為全體中國人的共同文化基因。如果把廣東音樂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現世性和不拘一格的開放性放在這樣的大背景裡，就不難發現，兩者其實是完全相通的。
至於人生觀中的尚“和”精神，最初是從血緣觀念生發出來的。它首先從個人人性出發，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到與血緣、人性最為接近的家庭、家族，家庭家族要和諧，才能生存發展，由此進一步外推到社會、國家、民族，最終理想是世界大同。儒家講禮樂教化，講克己複禮，講對個人人性的某種節制。這與尚“用”原則其實是互為制約相輔相成的。在歷史上，“和”作為恒定的“道”，在不同時代表現為不同的“器”（實現形式）。就國家治理而言，曾經先是“器”化為“禪讓”制度，接著“器”化為“禮樂”的形式，後來更“器”化為“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教條，在中國歷史上發揮過維繫人心，穩定社會的長久而強有力的作用。以上這些理念和制度，雖然在歷史上，都曾經被言之鑿鑿地說成是恒定不變的“道”，其實全都僅僅是“器”而已。實踐證明，到了近代，當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出現飛躍性突破的歷史要求時，三從四德、三綱五常作為服務於農業文明時代的“器”，就如同更早的“禪讓”、“禮樂”一樣，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因此被斷然拋棄了。近代以來，隨著人民大眾自身權利意識的日益覺醒，中國文化中的尚“和”精神正越來越與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理念和制度這種新的“器”聯繫在一起。作為產生於清末民初的廣東音樂，可謂適逢其會，它所持的平民立場創作傾向，可以說是對時代潮流的一種積極的回應。而直到目前，這種潮流還方興未艾。廣東音樂能夠在短短一百年左右迅速傳播，飛越五嶺，撥動更廣大範圍的民眾的心弦，也就毫不奇怪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