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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輝 |
李明輝：德國的經驗
我對這個問題有些想法。我想從我個人的經驗談起，因為我和亞中有同樣的背景，就是我們都曾到德國留學。我是在1982年到德國，大陸是1981年開始開放留學生，所以我接觸到第一批在德國留學的大陸學生。到目前為止，我跟大陸的學界已來往了20幾年。這其間發生了很多故事，我自己也有不少轉變。
1982年我到德國之前沒有離開過台灣，那年我29歲。我一離開台灣就到遙遠的歐洲去，直接跟大陸學生、歐洲文化接觸，這對我造成許很大的衝擊。這些經驗深刻影響了我對兩岸問題的思考。
我於1986年在波昂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每隔一、兩年都會回德國，有時停留一年，有時停留一到三個月。1982年是東西冷戰最激烈的時候，但西德政府的政策已有了轉變，放棄了對抗的政策。我剛到西德時，是由社會民主黨執政，他們展開了所謂的“東向政策”。所以我對此有直接的觀察。1983年我還搭火車進入西柏林，然後穿過圍牆到東柏林，逛了一天才回來。我從東柏林透過布蘭登堡門回望西柏林，那是很奇特的經驗。
我當時很注意西德的政策，因為德國與中國一樣，都有國家分裂的問題。當時波昂還是首都，西德政府在那裡設了一個“政治教育中心”，邀請專家學者針對各種政治議題撰寫論文，編輯成書，供人免費索閱。這些書可以說是高級的宣傳品。透過這些書，我們可以瞭解西德政府的統一政策。西德政府要統一，東德政府則要獨立，可說是“一德各表”。西德政府設立“兩德關係部”，來處理對東德的關係，東德政府則由外交部處理對西德的關係。
我將西德政府的統一政策歸納成兩項基本原則：第一是憲政主義，第二是歐洲統合。第二項原則與我們的統合會有關。西德政府刻意避開民族主義，而是用歐洲統合取代民族主義。現在看起來，這項政策是成功的。如果當時西德政府基於民族主義，強調德意志必須統一，必然會引起周遭國家的恐懼，所遇到的阻力將是不可想像的，德國是統一不起來的。所以，這是非常高明的政策。
兩岸統合與民族認同
所以，我們要好好思考統合和認同的問題。德國經驗給我的衝擊是什麼呢？我們長期接受國民黨教育的人，總覺得民族主義是好東西。我年輕時已隱約想到民族主義會有副作用。我當時的想法是：種族民族主義會有問題，但至少文化民族主義是沒問題的。事實上，孫中山在先亥革命成功之後也放棄了種族民族主義。
我在波昂大學修過一門政治學的課，寫了一篇報告，討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我覺得孫中山的文化民族主義很合理，但出乎我的意料，教授與同學都不能接受我的觀點。當時我很震驚，為什麼我們覺得合理的東西他們不能接受？後來我才瞭解民族主義（不論任何形式）在德國是很大的禁忌，因為德國人吃民族主義的虧太大了。現在我承認民族主義是壞東西。
上面談到西德政府的統一政策基於“憲政主義”與“歐洲統合”兩項原則。在兩岸關係中，“憲政主義”在短期內不可能為中共所接受，因此無法作為統一的基礎。兩岸統合似乎較有可行性，但統合與民族認同不是一回事，我們必須注意其中的區分。如果統合的基礎在於民族主義，問題就非常大，因為大陸有民族主義，台灣也會出現民族主義，這會形成兩種民族主義的對抗。
這幾年我同台灣大學的黃俊傑教授推動東亞文明研究。前幾年在台灣大學還設立了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我們提出“東亞文明”，一方面是要避免民族主義，一方面則是要避免西化。在我們看來，這是比較恰當的立場。
所以，我的問題是：兩岸統合的內容是什麼？兩岸關係的基礎是什麼？台灣可以堅持憲政主義與兩岸統合，但是大陸只能接受統合原則。但統合是不是等於認同？是不是等於民族認同呢？如果統合等於民族認同，問題就非常大。
德國的教育並不強調他們是德國人，而是強調他們是歐洲人。他們自我壓抑到什麼程度？他們平常不太敢拿國旗出來，只有在足球賽時才可以放肆地唱國歌、揮舞國旗。整個說來，這是成功的策略。我不曉得大陸的知識界與政治領導人有沒有好好思考過這個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