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曙：馬英九即使現在不能在兩岸政治上做太多的事情
也應該為未來處理相關問題有所準備
我覺得剛剛吳老師的發言，把整個認同問題的討論，放到一個非常清楚的框架裡。這兩種力量一方面是彼此交錯、一方面是相互對抗。在這樣一個框架裡，我覺得很多東西可以得到非常明確的釐清，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怎麼具體去行動，我覺得就像剛剛黃老師所說的，寄希望於兩岸知識菁英，我認為這是一個方向。
因為知識菁英也是行動者，可以在文化層面開始做些事情。剛剛張老師說的台灣認同之所以變化這麼快，其實關鍵在過去這些年當中對“台灣意識”的構建（construction）。比方說20年前，我們問一個人，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的時候，就有很多人說自己是“中國人”，因為當時思考這個問題的框架（framing）是文化，是不是中華文化的一分子？但今天被問到同樣問題時，台灣民眾思考的框架是國族：如果你不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話，你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囉。結果認同中國的比例就急遽下降。
這樣的轉換，主要出自知識菁英的建構。當年李登輝他們也是透過像是“生命共同體”這樣的提法，把之前的 framing 扭轉過去，因此建構出排他性的台灣認同、台灣國族主義。另外，我們也知道，能跟羽翼已成的台灣國族主義抗衡的，應該就是中華文化，也就是剛剛謝老師說的，我們如何去找傳統文化 compatible 的部份，以此為基礎，凸出兩岸相同共通的部份，從此把 framing 扭轉過來，而不是硬去改變民眾立場──在多元社會中，這樣的工作太困難了。
然後，我同意剛剛吳老師說的，馬英九現在可以不一定要做很多，但他應該要“準備”做些事情，也就是說他應該去想、或有人去想諸如兩岸定位、兩岸走向之類的問題；這樣的大問題不一定能夠馬上端上議程，但是如果沒有一段時間的準備，以後拿出來的東西恐怕會是支離破碎、又是左支右絀、最後裡外不是人。所以，我們可以等，但是不能空等，要一面計劃一面等。
謝大寧：知識分子既要做兩岸政治框架的提出者也希望做框架的詮釋者
回到我原本的看法，總結來說，我們能做的是比較完整地表達兩岸基本的政治框架：如何處理“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整個中國等等，都要有一基本的框架。這個邏輯構想基本應該由知識分子來發動或提出（雖然知識分子無法親自推動），然後“寄希望於兩岸當局”，而且也許某種程度上更寄望於大陸當局，因為在兩岸整個框架上，大陸擁有更大的推動空間。
知識分子主要是提出建議，但即使是政治人物準備將這些建議付諸實踐，它在推動過程中，還是有很大的層面屬於詮釋的層面，因為政治人物推動的框架如果沒有得到很好的詮釋，也不易成功。所以，知識分子既要做框架的提出者，也希望作框架的詮釋者，而且還要針對這個框架所衍生出的種種問題，比方說民族主義等問題，需要有一個不斷詮釋的過程，而這些都是我們責無旁貸的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