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懿丹說，其實有經驗的野保志願者很容易判斷出養殖場的野生動物是否來自野外。“許多養殖場顯然是不合法的，有些野生動物從技術上就不存在人工繁育成功的可能，但基層執法部門缺乏專業判斷能力，而且這些養殖場都通過各種手段拿到了馴養繁殖許可證。另外這些養殖場也極少進行正規的現場檢疫，是否攜帶病毒根本無從知曉。”
劉懿丹對此很無奈，雖然人工養殖的管理存在如此諸多“漏洞”，但只要收購交易環節“抓不到”，舉證就很難成功。
“保護”和“利用”的較量
野生動物人工繁育產業的龐大和複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護”和“利用”主導的兩種立場在野生動物管理中的較量。
中國綠發會副秘書長馬勇認為，此次《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改，可能會經歷一個比較激烈的博弈。
“《野生動物保護法》一定要覆蓋全部的野生動物，在這一基礎上，再根據珍稀瀕危的級別不同，去采取分類分級的保護措施。”馬勇覺得，法規的制定一定要堅持全面保護的原則，而不是先考慮怎麼利用的問題。
針對修法，不少專家提出，鑒於目前借人工繁育之名“洗白”野外獵捕的無盡亂象，市場幾乎無法辨別野生和馴養，且任何野生動物都有可能帶來公共安全風險，應該全面取締以商業利用為目的的野生動物人工繁育產業。
在一場關於禁食野生動物的討論中，北京師範大學生態學教授張立談到，任何商業利用野生動物的行為都會增加人跟動物的密切接觸，都會增加公共健康風險，這種代價絕不是一個野生動物產業可以承擔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