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8日電／據澎湃新聞報導，美國歷史學家弗裡茨·斯特恩在《文化絕望的政治》一書中將納粹主義的興起視為德國文化傳統和時代氛圍相結合的必然產物，而非“偶然事件”（operational accident）。該書原為作者博士學位論文（後於1961年出版成書），論文導師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著名文化史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受巴爾贊“三人傳記式”歷史研究法啟迪，斯特恩選擇十九世紀晚期至二十世紀早期德國三位文化批評家——保羅·德·拉加德，尤利烏斯·朗本和阿圖爾·默勒·範登布魯克——作為研究對象，展示當時德國知識界普遍彌漫的對現代世界的厭惡（尤其是對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厭惡），以及由於西方文明（Zivilisation）侵蝕導致傳統文化（Kultur）喪失而感受到的絕望——即“文化絕望”。由此，斯特恩將這一歷史時期的保守主義革命定義為“文化絕望的政治”，認為其代表人物試圖“摧毀遭人唾棄的當下，以便在想象的未來中重塑理想化的過去”，純屬病態的烏托邦衝動。在本書“前言”部分，斯特恩坦言他進行的是“文化批評的病理學研究”，暗示上述三位末日先知是其所處時代疾病之表征，同時亦是將德國導向納粹主義的病理性動因。
保守主義革命是斯特恩對三位代表人物烏托邦式戰略的統稱——他們的保守主義並非捍衛現存狀態，而是捍衛理想化的過去，捍衛現代世界之前的德國“古老傳統”。在這一傳統中，德國人民在強大的領袖——如腓特烈大帝或“鐵血宰相”俾斯麥——領導之下，以宗教相聯，以血緣互系，同仇敵愾，在歐洲雄霸一方。從這個意義上說，三位代表人物致力打造的其實是“懷舊的烏托邦”——自查理大帝以來，“神聖羅馬帝國”在歐洲獨享千年榮光——與魏瑪共和國（Weimarer Republik）的渙散無力恰成鮮明對比。而他們自覺肩負的歷史使命，便是以先知身份喚醒民眾，踔厲奮發，戮力實現日耳曼民族的復興。
書中討論的首位批評家拉加德（Paul de Lagarde， 1827－1891）是一位傑出的語文學家和《聖經》學者，主攻《七十士譯本》，精通多種語言。他才華橫溢，雄心勃勃，卻常因自己的拖延症導致無法完成學術項目而遷怒於同僚。他曾一度被“下放”到柏林一所文理中學任教，在那裡，他習慣性繞開學校向市教育局甚至教育部提意見，後來又鼓動家長狀告學校當局，結果被趕至更為偏遠的職業學校。他因此越發怨天尤人——貶稱大學教授為“知識庸人”“國之大患”，痛斥他們對德國青年的教育無異於“屠戮生靈”，並據此斷言德國一半以上的大學都該關門——頗具“反社會”色彩。照斯特恩的看法，拉加德自命清高，不肯隨俗，以致事業蹉跎，鬱鬱寡歡——這似乎也是書中幾位主要人物的共同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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