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加德後如願進入哥廷根大學，致力於文化批評研究。他認為德國正走向永久毀滅之路——出於民族自豪感，拉加德一向自詡德國是“詩和思的民族”，同時德國人理所當然是世界的精神領袖，但他環顧四周，到處皆是衰敗景象：人們變得世俗拜金，文化傳統蕩然無存，令人痛心疾首。拉加德深信英雄主義（或愛國主義）是改變現狀的一劑良藥——在他的筆下，英國通常被描繪成一個物質主義的、自我中心的“小店主”國家，而德國卻是一個為集體意志的宏偉藍圖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的“英雄”國度——因此他憎恨英國工商業文明的銅臭氣，並不遺餘力鼓吹中世紀貴族的自我犧牲和尚武精神。普法戰爭（1870－1871）期間，他上書德皇威廉一世，聲稱阿爾薩斯、洛林以及盧森堡“必須永遠屬於德國”。戰爭結束之際，他在致友人書信中宣稱，“在此之前不轟炸巴黎是犯罪行為。現在就要讓它變成一堆瓦礫——當然圖書館除外”。
拉加德是典型的民族（民粹）主義者。從捍衛日耳曼純正文化立場出發，他主張將希臘、羅馬和猶太“元素”從《聖經》和德國中產階級新教中剔除出去，由此建立一種全新的“日耳曼宗教”（或稱“未來的宗教”，它源於對基督教的重新解釋，提倡將“福音書”從異教影響中“解放”出來）——舊的宗教讚美耶穌之死，而新的宗教則為之慶生。十餘年後，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宣稱“上帝死了”，並為之歡呼（預示“超人”時代的來臨），顯然受到拉加德思想影響。從這個意義上看，拉加德也是當之無愧的“德國的先知”——用斯特恩的話說，其實質是“披著基督教外衣的神秘民族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拉加德所說的民族／國家觀念相較於半個多世紀前的黑格爾更為專制，後者主張為公民（或市民）社會（Gesellschaft）保留自治權，而在前者論述中，作為共同體（Gemeinschaft）的國家，其利益高於一切；與之相反，個人的價值及權利不值一提，甚至“隨時可以犧牲”——正如日後納粹宣傳機器借助《我的道路》建構的幻景：鄉村是共同體，是“自然的整體”，代表德國文化傳統中的秩序、服從和安寧，而城市則被視為純粹的合夥人團體（或社會），是“人工的碎片”，預示著躁動、紛爭甚至暴亂。前者是高尚集體主義的典範，後者則是渺小個人主義的化身。拉加德的精神門徒海德格爾正是這樣一名集體主義者——據他的哲學家好友雅斯貝斯描述，1933年納粹上台後，海德格爾處於一種“狂喜”和“迷醉”的狀態——他沉溺於“聚合”民族共同體的輝煌誘惑之中，以至於“再也看不到任何對規則、法律和權利的需求”。對於這一問題，其實早在1887年，社會學家滕尼斯便在《共同體與社會》中進行了深入探討——可惜拉加德晚年貧病交加，無心學術，並未能對此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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