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登布魯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1925）是朗本的門徒，也是一名藝術至上主義者。他認為德國的危機源於對原始精神的背叛與遺忘，並相信可以通過培養偉大而富有藝術天賦的新人來改變現狀，這些新人將帶領國家走向繁榮昌盛。像所有離經叛道的藝術家一樣，範登布魯克在臨近畢業之際選擇從文理中學退學，此舉也意味著他永久失去進入德國大學（以及學術圈）的機會。作為自由職業者，他一開始致力於文學翻譯，（和妻子一道）移譯笛福的《摩爾·弗蘭德斯》、莫泊桑的短篇小說、愛倫·坡的作品集，以及拉斯金的藝術講座。1902年，為逃避服兵役，他只身流亡巴黎，拜在俄國神秘主義者梅列日科夫斯基門下，並結識一名俄國青年女子露西（後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受此影響，範登布魯克開始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並迅速皈依為“死忠粉”——他翻譯出版二十餘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希望效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霸權與擴張策略，為德國爭取生存空間（Lebensraum）。範登布魯克深信，德國人和俄國人一樣，在本質上都是東方的“年輕人”，而英國和美國則是西方的“老年人”，因此，德國通過擴張領土實現“對歐洲的統治”是昭昭天命，毋庸置疑。
1922年，範登布魯克代表性著作《第三帝國》問世——照斯特恩的看法，該書不僅標誌著他本人“思想之巔”，也標誌著“日耳曼意識形態之巔”。在書中，範登布魯克延續拉加德和朗本等人的主題，即鼓吹以地域的（lokal）德國文化反擊普世的（universal）西方文明——他本人長期仇視西方，認為西方是自由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滋生地，倘若不加以遏制，必將禍及德國乃至整個歐洲。因此，範登布魯克聲稱需要發起一場革命，反抗國人對自由主義和現代性的“盲目崇奉”。在巴黎和會上，作為勝利者的西方得意洋洋，對德國百般羞辱，而德國無力反抗，只能逆來順受——新仇舊恨交織，由此他打出讓德國“脫離西方軌道”的旗號，倡導聯俄聯共的策略，大力向東方拓展，致力於建成第三帝國。究其實質而言，範登布魯克的建國方略是以一種民族主義形式對社會進行重組，旨在消除階級鬥爭，構建民族共同體，由此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強大戰鬥堡壘。這一構想深謀遠慮、視野恢弘，也代表了當時有識之士和有為青年的共同理想——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1925年日記中記載，他被《第三帝國》深深地打動：“如此冷靜清晰，卻又充滿激情，（它）寫下了我們這些年輕人心中早就知道的一切。”十餘年後，第三帝國在萬眾歡呼聲中宣告成立。
德國人的帝國夢由來已久。十八世紀浪漫派詩人諾瓦利斯在《基督教或歐洲》（1799）一文中既頌揚了帝國恢弘的歷史過往，又描繪了帝國重新崛起的美好藍圖，令人熱血沸騰。哲學家費希特在《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1808）的結語部分預言：“在所有現代民族中，你們是人類最無可挑剔的後代，你們將引領人類的發展。”或許正是這種“天選之民”的迷思，導致德國人盲目自信，認為具有德國特色的道路（Sonderweg）與眾不同，將指引他們雄踞於世界各民族之上。正如斯特恩在本書結語“從理想主義到虛無主義”中所說，夢想與現實的差距造成了他們的心理失衡和不滿情緒——“它們根植於德國文化之中，很容易被政治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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