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為致命的是，德國文化傳統中“不問政治”的傾向更為納粹攫取權力鋪平了道路。1918年，托馬斯·曼發表《一個不問政治人的思考》，引發極大爭議——作為德國文化的代表，曼於1938年抵達紐約時曾宣稱“我在哪裡，德國文化就在哪裡”（“Where I am is German culture”）——他在本書中時隱時現，貫穿全篇，堪稱除拉加德等人以外的第四位傳主。在《思考》文中，他一方面為德國軍國主義辯護，認為這是爭取民族生存空間不得已的舉措；另一方面，他又樂觀展望未來，高度評價康德、歌德以來的文化成就，相信個人的理解、判斷和審美能力與民族文化可以獨立於政治環境而健康發展，並斷言只要文化傳統尚在，“所有政治與社會不公都會得到理性化改善”。出乎意料的是，曼的樂觀情緒很快被納粹取消言論自由、廢除人身保護等一系列暴政所驅散。1933年4月，他決定逃亡國外，因為他從報紙上讀到元首發表的一篇演講，“言辭空洞，裝腔作勢”——曼在日記中寫道，足見此人“沒有文化”。
《文化絕望的政治》出版後，在一次訪談中，斯特恩坦承對於“日耳曼意識形態崛起的研究”（本書副標題）具有雙重意義。首先，他希望通過這三位文化批評家揭示一個重要的歷史趨勢，即德國如何走向極端主義和反猶太主義。雖然這三位代表人物本身並非納粹分子，但他們所倡導的消極觀點和解決方案日後都被納入了國家社會主義綱領。他們以帝師自居，試圖將他們的烏托邦付諸行動，實現“從文化批評到政治的飛躍”。他們的初衷是重振傳統文化，復興民族偉業，然而最終卻與現代社會和文明世界漸行漸遠——獨特道路未能將德國引向天堂，反而導向萬劫不復的地獄，結局令人唏噓。
其次，斯特恩亦希望借機展開對於大眾文化及心理的分析研究。自一戰失敗後，納粹宣傳機器大肆鼓吹民族主義、暴力革命和反猶主義，德國民眾如何一步一步淪為其犧牲品？除了不問政治的知識分子，普通民眾在其中又扮演了何種角色？三位帝師的若干想法皆不切實際（比如與俄國結盟），屬於浪漫幻想（“從文化絕望到烏托邦的跨越，使得他們的思想具有夢幻般的品質”），然而無一例外，他們在民眾中卻備受歡迎。或許因為民眾在集體狂熱之中，更容易迷失心智——誠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所說：“現在，這些美德，如獨立、自立、願意承擔風險、願意支持自己反對大多數人的信念以及自願與鄰居合作，不太受到尊重，人們也不願踐行，這本質上是個人主義社會的基礎。”這一基礎一旦被破壞，社會就失去活力，變為僵硬的軀殼——“除了服從要求，強迫個人遵從集體決定好的東西之外”，別的什麼也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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