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朝鮮停戰談判五項議程中的四項已經全部達成協議，但在第四項議程，即關于戰俘安排問題上，美國方面提出了自願遣返的原則，而中國方面堅持應全部遣返，雙方的談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鮮領導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與美國人簽訂停戰協定，幷依此來計劃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沒想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産生爭議而拖延下來，“這使朝鮮領導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議中國同志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幷爭取簽訂停戰協定”。 或許是考慮了朝方的意見，7月3日，中朝代表團提出了新建議，除非朝鮮籍戰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鮮籍戰俘無須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敵對方的朝鮮籍戰俘應返回敵對方領土；在應召入伍前居住于俘獲方領土上的朝鮮籍戰俘，應全部留在原處幷應被釋放遣送回家”。 但是美國方面不顧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讓（包括已不再堅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員），于7月13日提出了總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軍被俘人員的80%和志願軍被俘人員的32%）的概數，幷聲稱這是最後的、堅定的、不可改變的方案。 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後選擇。
對此，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十分堅決。毛澤東在7月15日給金日成的電報中說，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面前，接受其挑撥性和引誘性而幷非真正讓步的方案，對中朝方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爲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志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愈戰愈强，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幷推動了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使美國的主要力量陷在東方繼續遭受損失，而蘇聯的建設得到了加强幷影響著各國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因而也就推遲了世界大戰的爆發。毛澤東保證，中國人民願盡一切可能幫助朝鮮人民解决困難。總之，“在現時形勢下，接受敵人這一方案必然要長他人志氣來滅自己威風”。最後，毛澤東不無用意地告訴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針，“當轉報菲利波夫同志征求他的意見，得複再告”。 同日，毛澤東也致電斯大林，“主張堅决拒絕”“敵人這種挑撥性和引誘性方案”，幷表示准備戰爭擴大。毛澤東還通報說，“金日成同志對此有不同看法”。 盡管金日成在回電中表示贊同毛澤東對當前局勢的分析，幷感謝中國將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諾。 但在同一天給斯大林的電報中，金日成抱怨說，由于消極防禦的方針，敵方轟炸給朝鮮的城市和平民帶來了極大損失，在這種情况下，中國拒絕接受敵方的條件。雖然他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還是希望盡快停戰：“我們必須堅决力爭盡快簽訂停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幷使我們從被動的局面中擺脫出來。”
中朝之間在談判中的戰俘問題上持有不同立場，除了政治上的考慮之外，還有一個更爲實際的原因，即雙方的戰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國內戰爭傳統作法的影響和缺乏國際鬥爭經驗，中方從一開始就未曾想過扣留戰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懷致電軍委，擬在戰役發起前釋放100名戰俘。 18日毛澤東複電，“釋放一批戰俘很對。今後對戰俘應隨時分批放走，不要請示。” 這樣，中方掌握的戰俘即相應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爲便于釋放戰俘工作，以後南朝鮮戰俘交由人民軍管理，而志願軍只管理其他國家的戰俘。 這樣，中方實際看管的戰俘人員十分有限，沒有多少談判的本錢，這大概也是中國主張“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戰後經濟建設需要勞動力的考慮，則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戰俘。據蘇聯大使蘇茲達列夫的報告：“朝鮮同志認爲將大量的南朝鮮的戰俘扣留下來，讓他們在北朝鮮從事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比較好，而無須去考慮他們要求返回自己家鄉的願望”。因此，他們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軍隊的戰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軍中服兵役，其餘的人則在內務部和鐵道部從事不同的工作。此外，還扣留了戰爭前期從南朝鮮被“動員”加入人民軍的 42262人。 在這種情况下，朝鮮領導人當然不可能理直氣壯地堅持“全部遣返”的原則。
問題最後還是在莫斯科得到解決的。7月15日毛澤東電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兩者比例極不相稱，敵人企圖以此來挑撥朝中人民的戰鬥團結”。“在敵人的壓力下屈服，對我極爲不利”，幷表示即使談判破裂，也絕不讓步，“因爲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 第二天斯大林即複電：“你們在和平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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