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都有這4座大山，我覺得第一題問得很好，這些政經環境的敏感度，其實不要說現在，長期以來世界各國政治和經濟精英的看法，跟普羅大眾是有差距的。我記得我在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的時候，就看到一個針對美國民眾跟針對美國國會助理做的民調，就是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民調，結果看到差距之大，自己都會嚇到。我講的是1994年看到的數據，也就是說“國會”精英都認為美國對台灣是有安全承諾的，“國會”的助理可能工作的場域或者涉獵的議題，或者可能他們是在華盛頓，所以他們的思維在華府那種比較high politics的角度，可是一般民眾都不認為美國要為任何一國有這麼高的承諾。所以三十幾歲的時候民調對我就有很大的震撼，就是精英階層對於政策的選擇和認知跟一般民眾的差距如此之大。我們現在把它translate出來的話，還是統治精英跟一般民眾的認知差距使然。但是近年又出現了一個新的變數，也就是部分統治精英或領導精英，會運用民粹去導引所謂的民意，我個人認為這是製造出來的民意。因為一般民眾並不會有那麼多的時間去思考問題、分析利弊，所以很容易用情緒和感官去針對一個問題做出決斷。
台灣對這些有沒有敏感性？我覺得今天台灣屬於精英階層的，不管是什麼顏色，敏感度是高的，大家都知道問題在哪裡，也知道風險在什麼位置。可是這些精英的認知有沒有辦法傳達到一般的民眾，讓普通的民眾同樣感受到這個敏感度就不一定了。比如說坐在衡山指揮所裡面的人，跟在KTV裡面唱歌的人，對於台海安全形勢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樣的，經常會被“總統”叫去開“國安會”緊急會議的人，他們的感知因為有不一樣的資訊或者情報來源。對於一般民眾來說，當聽到“有政府請放心”6個字，就覺得ok了，就是說你沒有讓我感覺到問題大，當然中間牽涉到很多理性與情緒之間的拉扯。
台灣與美日打交道並不容易 不能用民粹情緒決定未來命運
第二個主題是怎麼看中美戰略博弈對台灣的影響。我覺得大家基本都知道，中美兩個大國對台灣的命運有直接的影響，我們跳不開也逃不走。我以前當陸委會副主委的時候，我說解決台灣問題衹有一個方法，就是把2300萬台灣人跟古巴人交換移民，古巴那個時候還是卡斯特羅，還是共產黨，讓他們到福爾摩沙來，大小共產黨自己玩，我們去被我們的“友邦”環抱，又在美國的後院多好。但是台灣人民不會答應，一個是文化，一個是祖墳，另外最重要的是去大陸經商的，還有去日本旅遊的機票比較便宜，大家都不會想要離開台灣。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面對兩強競爭。
今天坐在這裡的人都知道，在奧巴馬卸任以前相當一段時間，後冷戰時期，就是要錢找大陸，要命找美國，不衹是台灣，而是整個亞太地區都享受到紅利。紅利是怎麼來的？就是美國和中國的交往政策，美國希望改變中國。一直到小布什總統的時候，佐利克還在紐約演講，說我們對中國的政策跟對前蘇聯是不一樣的，前蘇聯我們是用圍堵的，對中國是要把它拉到世界來，讓它遵守世界規範。美國這一廂情願的做法已經被證明是失敗了，這又剛好跟歷史的必然或偶然有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