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80年代開始，我已公開撰文，主張應從“積極不干預政策”轉變為“適度干預政策”。2007年《經濟導報》創辦60週年刊，我應邀為該報60週年特刊上撰文。我把過去自己的重要論點撰寫成一篇較為全面的文章在特刊上發表（題為：“積極不干預主義：一個持久被誤解的經濟哲學”）。2012年梁振英在競選特首時提出“適度有為”政策，這與我在80－90年代提出的“適度干預”不謀而合。梁已擔任特首四年多，除了民生和房屋問題外，在經濟發展上工作做得不太多，與他競選綱領中提到的措施有一些距離。提倡創新科技的發展早在曾蔭權任特首時代已明確提出，而香港創新科技局終於在一年多前正式成立，它遲成立主因是立法會的“拉布”，與特區政府無關，但科技創新的部分工作早已涵蓋在商務與經濟發展局的範疇內。香港科技創新的未來成效仍有待驗證。但我認為科技創新的成效，主要是看行動，而且最重要的是如何鑑定香港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
梁振英特首在競選綱領中提出他的“適度有為”政策時，主張政府應採取措施吸引一些大的新科技企業來香港發展，但迄今仍未見具體行動。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後即採用經濟優惠措施鼓勵工業和企業創新，如給予企業創新技術設備稅務優待，設立技術人才發展基金，鼓勵創新技術訓練並給予經濟優惠，這些在“適度有為”政策下均可以採用的措施，但香港卻從未做過。
香港創科局成立後，主張官產學結合，其實韓國、新加坡政府早就這樣做了。我去年去了一次韓國考察。上世紀70年代，樸正熙總統為了把韓國經濟搞上去，就成立了創新科技基金，首先在大田，現已擴至大邱、釜山、光州，這些基金由政府出資。在這幾個創新基地設立了很多高校，基金則投入高校參與研究。比如在大田，韓國科學技術院聚集了一大群韓國科學家，而且均有博士學歷。科研人員可以享受三年假期從事研究，通過基金把成果商業化。今天論創新成就，韓國已經超過日本。香港是否可以借鑑韓國的創新模式？我覺得可以積極加以研究其可行性。
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及競爭力主要看各個經濟環節的創新能力，不單是指科技行業方面的技術創新。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國INSEAD以及世界產權組織（WIPO）三個機構每年均編製“環球創新指數”（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其結果可作參考。2016年的“環球創新”調查結果，排名前十名的國家為：（1）瑞士；（2）瑞典；（3）英國；（4）美國；（5）芬蘭；（6）新加坡；（7）愛爾蘭；（8）丹麥；（9）荷蘭；（10）法國。其他部分亞洲國家（地區）的排名如下：（11）韓國；（14）香港；（16）日本；（25）中國；（35）馬來西亞；（52）泰國；（74）菲律賓；（88）印尼。如與2015年相比，新加坡的創新指數排名上升了一名排第六，而香港則下跌了三名排第十四，在創新發展上香港落後於新加坡。韓國創新指數排名第十一，排在香港與日本（排第十六）之前。看來香港在創新方面須加一把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