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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勇說，現今市民的生活，肯定比6、70年代幸福，經濟指數提升，為什麼開心指數下降呢？我認為是管治理念出了問題。（中評社記者攝） |
陳勇：我來自社區，不講理論，或許我便表達一下一般街坊朋友的實際感受。今天我們講怎樣平衡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兩者雖然在經濟學上可以統一，但是在香港現實社會裡就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之一，香港人均GDP增加很多，經濟增長數據亮麗，但是小市民每月收入所能負擔的“醫”食住行（不是衣食住行，因為衣服可以很便宜）實際卻有所下降。這一反差，將造成香港未來不穩定的因素增大，比經濟泡沫的傷害更大。
我在基層看到的矛盾──貧富之間的矛盾、階層之間的矛盾、官民之間的矛盾──都不斷在增大。其中官民之間的矛盾上升，我們做議員的切身感受最清楚，只要媒體鏡頭一開，最保守的議員都會罵官員，仿佛罵得越大聲，民望就會上升，有時甚至不管罵得對不對。這正正是香港“官不聊生”的原因之一。
現今市民的生活，肯定比6、70年代幸福，經濟指數提升，為什麼開心指數下降呢？我認為是管治理念出了問題。回歸前港英政府不干預，僅僅是選擇性的，有某些方面甚至比社會主義國家還積極例如土地政策包括樓宇及居屋興建等，另一個例子就是把邊境土地設成禁區。曾經有個港督晚上到邊境巡視，看到一邊高樓大廈且燈火通明而另一邊漆黑一片，他就讚嘆資本主義好，可是副手趕快告訴他，你弄錯了，高樓大廈燈火通明那邊是深圳，其實什麼都沒有的這邊才是香港。當時的管治者究竟是什麼心態呢？港英政府規定緊貼深圳的土地不許動，把那裡變成無人地帶，背後的想法是，準備隨時跟解放軍打仗，那片地方要當成戰場，致使新界這片寶貴的地帶長期不能釋放。回歸十多年了，現在很多官員卻仍然有同樣的心態，他們不能阻擋發展的潮流，卻通過行政手段（比如咨詢工作）拖慢發展進度。比如蓮塘新關口，深圳十年前已經規劃好怎樣與香港結合，但是香港至今才收地規劃。李光耀先生曾說，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如果有足夠大的拖船，願意把新加坡拖來香港。可嘆香港部分官員卻人為地綁死自己，或因各自的政治理念，從內心深處不希望融入大中華經濟圈，“積極”地保持“河水不犯井水” 的心態，這完全無助於香港的發展。
剛才有學者提到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其實社區大部分居民，都在做實體經濟。香港不能只靠金融，必須重視本土經濟、實體經濟中實在有很多值得發展的項目。以“邊境經濟”為例，我們北區有很多“水貨客”，他們其實可以做到賺錢養家，但政府並沒有規管，如果能夠引導一下，例如別讓黑社會介入或劃地規劃，就能解決不少就業問題，很多人亦會變得沒有領綜援的需要。另外，香港很多老人家拾紙皮，這些紙皮收集成本很低，不少被送去廣東省的造紙廠，部分被製成好些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的包裝盒，這也是一種經濟體系，無奈環境局並不重視，不順勢而行，反去搞焚化爐。再例如，西貢的漁農業，悠閒經濟已經發展得非常火紅，卻得不到政府大力支援。經過一班議員爭取，政府最後才迫不得已花錢擴建碼頭和海鮮街，可其他什麼都不管。這種基層經濟體系可以養活很多人，而且不受股票市場影響，政府要做的是拆墻鬆綁，這就可以有很多街坊受益。香港的漁民每年均會得到中央政府的燃油津貼，要不，漁業可能亦會式微。如果到海外捕魚不幸被別的國家抓走，中國駐外使館會幫忙解救，黃容根立法會議員也常常到各地提供協助，但常常找不到特區有關政府部門幫忙。台灣政府扶持漁民，海軍提供保護，政府幫助漁民製造鐵船，讓台灣漁民出遠海抓金槍魚──魚中的黃金。反之卻很少見到香港政府幫助漁民。以上種種，都沒有很高深的理論，但是這就是民生，在社區裡發生著的實體經濟。只要基層市民可以養活自己，解決自己的衣食住行，只要沒有被大企業大商家逼得走投無路，就能得以滿足，香港才會得以穩定，之後才能發展虛擬經濟，方能成功平衡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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