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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秋北認爲，政府必須首先從施政理念和方針上做出改變。（中評社記者攝） |
吳秋北：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兩者之間有沒有矛盾呢？我認為，發展經濟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改善民生。香港經濟發展傳統上一直靠“四大支柱產業”（旅遊、金融、專業服務、貿易），占香港近七成的GDP以及約六成勞動人口。但如今四大產業優勢漸失，我們不能再依賴這些支柱，更不能只靠金融和地產支撐經濟增長。香港經濟結構過於單一化，急需做出調整。
在這一背景下，政府在金融海嘯之後提出六大優勢產業，包括檢測和認證產業、醫療產業、創新科技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及教育產業。可是，推行一段時間之後，六大優勢產業的發展進度並不理想。新一屆政府必須要有所作為，推動產業的多元化，尋找新的經濟成長點。
香港現在面對的矛盾是，經濟成果不能惠及市民。以往相信“滴漏效應”，做大經濟的餅，勞工基層能夠受惠，但近年的經濟發展，勞工基層卻未能分享成果。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一直影響著我們的施政理念，“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在實際操作上已經變成自由放任的經濟，當我們希望政府有所作為的時候，就被理解為希望政府親自投資，這種思維很僵化。
從最新數字上看，香港2011年的GDP比2008年增長超過9%，但同期實質工資指數只增加了約2%，如果不是因為制定了最低工資，更可能出現負增長。可見我們的經濟成果未能惠及市民。另外，中大亞太研究所2011年所做的民調指出，過半數的市民認為現時的生活素質比回歸前還差，可見施政理念會影響市民觀感，執政者對此應該有所警惕。
我們工聯會的研究結論是，經濟發展必須與社會發展一同考慮。國家“十二五”規劃中，亦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顧及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可見，政府必須首先從施政理念和方針上做出改變。所以工聯會一直強調，經濟發展必須以就業為優先考慮。梁振英前兩天到工聯會，也提到優質就業和優質生活的問題，要因應地區的特色發展區域經濟、橋頭經濟，這也是我們工聯會所強調的。
過去政府在勞工政策、福利政策方面表現遜色，在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兩個層次上均未做好。在首次分配方面，要讓勞工從經濟發展中分享成果，訂立最低工資之後，還需要標準工時作為配套。在再分配方面，要透過社會、福利政策保障基層生活，提供安全網，制定社會政策時要考慮社會流動的因素。發展經濟與民生並不是對立的，不是零和遊戲，很多研究都表示，改善民生，有助於營造和諧社會，對營商、投資有利。
梁振英的施政理念十分清晰，回應了香港社會的需求。我建議新政府上任之後，立即著手處理與民生相關的社會問題，尤其是應儘快著手制定長遠的社會政策。一方面儘早凝聚社會共識，加快落實速度；另一方面讓市民對未來重拾希望和信心，有助團結社會和締造和諧。
陳坤耀：吳秋北提出產業多元化的問題，其中障礙和困難是什麼，是資源所限、優勢所限，還是政府政策所限？我們還要思考，為什麼香港經濟成長得這麼快，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70年代，香港通過就業降低了堅尼系数，為什麼現在經濟成長反而會造成巨大的收入差距呢？這些問題都需要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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