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都戰役後，16歲的十四世達賴提前親政。當時的達賴身處帝國主義和西藏上層親帝勢力的包圍之下，內心極度矛盾。他出走亞東，倚邊境而居，一方面對國內形勢進行觀望，另一方面尋求帝國主義援助，伺機逃往國外。在我強大的政治攻勢和軍事壓力下，在包括阿沛.阿旺晉美、十世班禪等西藏上層愛國力量推動下，也因為終於沒有一個國家敢於支持“西藏獨立”，以達賴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終於派代表赴京與中央政府談判。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簽訂後，達賴致電毛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此時，達賴做出了他一生中為數不多的正確選擇。中央給予達賴極高的政治待遇，1954年他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56年擔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即使是他1959年叛逃國外，中央還把他的副委員長頭銜一直保留到1964年。可惜的是，恰恰是達賴自己，把他人生中這閃光一頁玷污了。
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較量
西藏和平解放解決了西藏是從中國分裂出去還是繼續統一於中國的問題，同時也為解決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問題創造了前提。“十七條協議”規定：“中央對西藏各項改革事宜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儘管中央以極大耐心等待西藏上層的“自動”，一再做出推遲改革的決策，但是西藏反動上層想的不是推遲改革，而是永遠不改。為此，他們認為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發動武裝叛亂，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由此，開始了西藏和平解放以後我們同達賴集團之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較量。
早在1952年，西藏反動上層就在拉薩成立非法的“人民議會”，公然反對“十七條協議”，反對人民解放軍進藏，反對民主改革。此後又成立“四水六崗衛教軍”等反動武裝，發動局部叛亂，襲擊我駐藏機關和部隊，殘暴殺戮和洗劫西藏民眾。而達賴在這一重大關頭做出其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抉擇，沒有站在人民一邊，而是一步步向叛亂勢力靠攏。1957年7月他公開接受叛亂分子奉獻的“金寶座”並回贈禮品、哈達，極大助長了叛亂勢力的氣焰。正是在達賴支持下，1959年西藏反動上層在拉薩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叛亂失敗後達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引領下叛逃國外，迫不及待地於途中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3月28日，國務院發布命令，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多數噶倫和上層反動集團撕毀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背叛祖國、破壞統一，實為國法所不容，決定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為了給達賴留有迷途知返的餘地，中央當時對外稱達賴是被叛亂分子裹挾走的。但是達賴深陷分裂主義的泥潭不能自拔，完全背離了中央對他的教育挽救。達賴集團的武裝叛亂不僅沒有能阻止民主改革的到來，反而促使改革提早實行，加速了封建農奴制度的崩潰。
達賴叛逃後，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宣布成立“西藏國”，設立偽政府、偽議會，發布偽憲法，建立叛亂武裝基地，長期對中國邊境實施武裝襲擾。1962年組建由外國勢力和達賴集團共同指揮的“特種邊境部隊”，最多時達到16000人。美國中情局先後秘密從叛亂分子中挑選170多人（也有親歷者說有300多人） 送到塞班島和科羅拉多州洛基山訓練，然後空投回西藏搞武裝叛亂和襲擾。達賴集團此類活動貫穿了整個60年代。1964年，國務院第151次會議通過《關於撤銷達賴職務的決定》，指出：達賴在1959年發動叛國的反革命武裝叛亂，逃往國外以後，組織流亡偽政府，公布偽憲法，並且積極組織和訓練逃亡國外的殘餘叛亂武裝騷擾祖國邊境，這一切證明他早已自絕於祖國和人民，是一個死心塌地為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作工具的叛國分子。至此，中央對達賴作出正式的政治定性。根據中央“積極發動群眾，大力開展政治爭取，結合有力的軍事打擊”的方針，西藏自治區和駐藏部隊對達賴集團叛亂、襲擾活動實施有效打擊。至1974年尼泊爾政府剿滅盤踞在木斯塘地區的“四水六崗衛教軍”，達賴集團企圖用武力實現分裂與複辟的美夢完全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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