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本次對金融危機的救助行為，恰恰在加強下一輪金融危機的勢能。美國率先祭出“量化寬鬆”這一嚴重違反金融公理和常識的手段，悍然以基礎貨幣（超能貨幣）來隨意購買“有毒資產”、企業債券、企業股權、政府債券，全然沒有任何顧忌和約束。究其原因，有為了應對危機、救急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印鈔票，其後果是全球而不是美國自身來承擔。緊隨其後也予效仿的歐洲和日本，也是同等道理，因為他們的貨幣也在全球儲備貨幣中占有份額，它們的浮動匯率、自由交易的貨幣機制，也使得他們的超量貨幣供給可以向全球範圍輸出。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無法走出國境，超量派生的貨幣都反映為本國通貨膨脹的話，政府的決策絕不會如此輕率和不合經濟學常識。
在美國經濟已經企穩，已經宣布渡過危機的情況下，竟然又準備重起“量化寬鬆”政策，可見美國連最後一點道德底線都已經完全放棄。如果說2008年第一輪“量化寬鬆”政策的啟動，還可解釋為救急，那麼第二輪政策的啟動，則完全是為了引導市場對美元貶值的預期，完全服務於美國急於確立的過渡模式。無疑，“量化寬鬆”政策所推動的美元貶值，已經是以鄰為壑，已經挑起全球貨幣戰爭，而“量化寬鬆”政策本身所產生的基礎貨幣的超額投放，又必然加速全球貨幣供給，增加下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勢能。
為何原本是救助危機的手段，竟然成了助長危機的推手？這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使然。而鑒於美國在全球金融領域的占比，以及金融產業在美國經濟中的占比（20%以上），當下一輪金融危機來臨的時候，也注定會對美國經濟帶來更大、更慘烈的衝擊。
三、本輪美國貨幣戰的本質特征
本輪美國挑起的貨幣戰的本質特征，其核心有四個方面。
第一，確立美國的過渡模式。由於短時間內無法恢復消費金融模式，美國的過渡模式只能是通過增加出口，增加實體產業投資，從而增加就業機會，增加民眾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奧巴馬新政”闡述的要在五年內實現出口翻一番的目標，就是其內涵的最好詮釋。
第二，調整金融要素價格。只有通過調整金融要素價格（主要是匯率和利率），才能使生產要素價格迅速改變，實現過渡模式目標。而對當前的美國來說，在金融要素價格中，匯率的作用遠大於利率，利率政策的運用正是為了呼應匯率政策，較低的資金利率更容易推動匯率貶值。重起“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推低利率、形成匯率貶值預期，配合美元貶值策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