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復舊有模式，意味著美國繼續危機前的低儲蓄、高消費、高經常項目赤字、高資本項目盈餘的模式。客觀上說，這一坐享其成的模式是美國人最願意恢復的，但微觀上有兩個障礙導致其短時間難遂其願。一是金融機構尚未完全恢復，無法提供大量的消費信貸。從事美國住房次貸的金融機構已大部分倒閉，所剩的機構需要整體金融市場恢復後才可能重新進入，其他消費金融領域，如信用卡和汽車按揭，也因金融機構風險容忍度的下降和消費者違約率的上升而收縮信用規模。二是美國居民的借款記錄、抵押品、就業率等消費貸款所必需的要素還未恢復，還無法滿足金融機構放貸所必備的一些要求。大部分美國民眾並不會自願放棄原有的輕松的消費模式，只是限於外界條件的變化，不得已而過起節儉的、積累了儲蓄才能消費的“苦”日子。一旦三五年後外界條件具備，2008年前我們所看到的那種美式生活方式必將重演。只是在這調整期，美國要找到新的過渡模式。
脫離了金融杠杆的支撐，這個新的過渡模式其實就是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打工吃飯”，靠實實在在的工作，靠實實在在的產業發展，微觀上獲得工資收入，宏觀上增加就業人口。而美國的生產要素價格高於全部發展中國家，高於相當部分發達國家，短期內如何提高美國的出口競爭力，如何吸引新的產業回流美國本土，調整金融要素價格就成為最簡單、最便捷的選擇。一方面是利率政策，“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投入了大量貨幣，導致資金市場貨幣供給遠遠過剩（由於美國實體經濟對貨幣的真實需求有限，這部分流動性無法進入實體經濟），利率被大幅壓低。另一方面是匯率政策，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推動美元貶值成為美國上下的共識。而在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的相對價格又有太多的人為因素可以主導，尤其對於控制著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主要評級機構、主要市場評判機構的美國而言，發動匯率戰爭不必像“戰爭”字面上那麼血腥，似乎經濟規律和自由交易就可以自然導致美元大幅貶值、他國貨幣大幅升值。而他國如要進場干預，卻要受到指責和懲罰。
通過壓低利率價格、匯率價格，使得美國的生產要素價格在短期內迅速優於競爭對手，從而產生競爭優勢，推動產業投資的湧入，推動出口的增長，從而創造就業、提升居民收入，恢復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這就是美國所選擇的過渡模式。由於需要改變外部需求，在這一模式中，匯率的作用無疑要遠大於利率的作用。因此，推動他國匯率升值，就成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貨幣戰的現實一幕，甚至美國的親密盟友，歐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均未放過，更不用說東南亞、拉美這些原本就虛與委蛇的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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