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一模式對於那些固定匯率的國家就顯得不適用。“牙買加協議”之後，全球進入浮動匯率時代。但在這一體系中，並非全部貨幣都浮動，按照協議，各國可以自主選擇匯率制度。現實情況是，有實力的發達國家的核心貨幣大多選擇浮動匯率，無實力的發展中國家的外圍貨幣則多半選擇固定匯率。鑒於中國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分量，如果不能從中國分得一杯羹，美國的過渡模式仍無法進行。這也就導致美國在應對中國上，直接通過關稅手段、立法程序來推動中國減少對美國出口、增加從美國的進口、減緩美資企業向中國的轉移，採用的是赤裸裸的貨幣要挾與攻擊。
美國推動美元貶值，為什麼不擔心對國際資本流入的影響呢？對於持有大量美元債權的國家而言，為何還要不斷地購買美國債券（即使利率已接近於0）呢？這就是當今特有的國際貨幣體系賦予美國的超級地位。“牙買加協議”之後，美元是事實上的全球本位幣，美國通過其全球最發達的資本（尤其是債券）市場、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健全的金融機構，控制了全球的國際貿易結算、資本融資和交易、外匯交易、衍生產品交易、大宗商品交易，各主權國家在外匯儲備中必須保有足夠比重的美元，才能高效應對各種經濟活動的需求。因此，在全球國際儲備貨幣中，美元占有65%以上的份額（其GDP只占全球20%左右）。即使美元貶值（但終究有個度），只要其他邊界條件沒有發生明顯變化，各國對儲備貨幣結構的選擇就不會發生大的變化。所以，美國人才能自豪且無所顧忌地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
當今世界惟一能威脅美元地位的，只有歐元。而在美國2009年底開始明確推行其過渡模式以來，歐洲卻“及時”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導致歐元震蕩，許多本已經在考慮儲備貨幣多元化的國家，不得不暫時放棄了此種計劃。時間上如此巧合，無怪乎引發世人許多遐想。
二、美國的政策將加速下一輪金融危機的到來
針對本次金融危機，全球進行了深刻反省，並推動著一系列制度的創新，諸如巴塞爾新資本協議（三）、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IMF和世界銀行投票權改革、銀行稅、逆周期調控等等，但所有這些都在圍繞微觀金融機構（儘管都自認為是微觀謹慎與宏觀謹慎相結合，但其本質都屬於微觀調控範疇）的約束、監管，微觀金融風險的產生、傳遞來展開的，都假定金融主體是理性的和可以約束的，都假定監管機構是中性的和可以超然於資本力量之上的。儘管這些努力是非常有價值的，對於緩解金融危機會有幫助，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如果國際貨幣體系不改變，貨幣創造的機理不改變，就無法約束貨幣創造，就無法約束虛擬經濟的進一步膨脹，也就無法阻止超額金融資本的逐利衝動，也就仍然無法預防和控制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