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規範初次分配的勞動法律法規不落實。
例如在最低工資、最低勞動條件確定等方面，政府雖然有相關規定，卻疏於執行和監管。按照國際慣例，最低工資應占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但據全國總工會的調查，2009年各省會城市的最低工資多數只略高於30%，2010年各地最低工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多數仍未達到國際慣例標準。一些調查材料顯示，像強制超時加班、泛用學生工、非法使用童工、私了工傷事故、無視勞動保護條件等違法違規的事情經常發生，許多已有的勞動法律、法規及有關規定得不到落實。拖欠工資，特別是拖欠農民工工資至今時有所聞。一些地方政府領導為追求任期內的GDP增長，過分強調招商引資，對嚴重違犯勞動法律法規的現象疏於監管，也壓低了一次分配中的勞動報酬。因此，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勞動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並嚴格執行，完善勞動仲裁和法律援助機制，為勞動者獲得合法收入提供法律保障，是政府在一次分配中不可推卸的責任。
以上提到的四個方面說明，提高勞動報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可以有所作為，而且必須有所作為，但主要不是依靠層層落實行政指令的方式去作為，而是要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上下功夫，加快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加大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健全集體協商機制，健全勞動法律法規並嚴格執行，充分發揮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政府有責任鏟除灰色收入的滋生環境
最近，關於灰色收入的規模，學術界爭論激烈。其實社會上存在大量灰色收入，對此人們並無多大爭議。但要對灰色收入做精確的數量推斷很難，真能以百億元為單位計量出灰色收入來，那灰色收入的透明度豈不比工資福利的透明度還高了？現在政府部門對灰色收入研究很不夠，說不清灰色收入的大致規模，由民間學術團體的研究來填補，根據部分入戶調查推算出2008年灰色收入高達5.4萬億元，引發了大家對灰色收入的關注，有利於推進這方面的研究。那麼研究的重點應該放在哪裡？就如已知一個人長了腫瘤，與其著重在量級上爭論它的大小，不如下功夫研究如何割掉它。灰色收入很難界定在一次分配領域還是二次分配領域，但規範一次分配的秩序，加大二次分配平抑一次分配差距的作用，加快民主法治建設步伐，從體制、機制上壓縮錢權交易的空間，鏟除灰色收入的滋生地，也是政府不可推脫的責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