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比較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勞動報酬份額不斷增加，到一定階段後趨於相對穩定。美國、加拿大、英國等一些發達國家的數據表明，在與中國現有產業結構相似時期，勞動者報酬與業主收入相加，在業主收入占GDP比重快速下降的情況下，勞動報酬與業主收入兩個賬戶總和占GDP比重仍快速提高。例如：1920-1929年，美國勞動報酬和業主收入總和占國民淨收入的比重為78.1%，1950-1954年這一比重增加為82.1%，1980-1984年為81.8%，其中勞動報酬比重由1920-1929年的60.5%上升到1980-1984年的74.3%，而業主收入比重由1920-1929年的60.5%和17.6%下降到1980-1984年的7.5%。近20多年來，中國包括農戶收入在內的勞動報酬比重不斷降低，更說明了中國非農勞動者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幅度較大。此外，工資總額是勞動報酬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職工工資總額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13.32%下降到2008年的11.21%，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也由1995年 的13.6%下 降 到2008年 的11.7%。說明中國勞動報酬比重的確在較短時間內快速下降了。
而且，勞動報酬總量占GDP的比重下降，還不足以說明普通職工收入的變動狀況。如果與上世紀90年代初期相比，還應考慮勞動報酬的結構性變化：一是上世紀90年代初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工資差別不大，企業經營者與普通職工工資差別不大，且那時企業職工基本不繳納社會保障費；二是1998年以來機關事業單位多次增長工資，而企業中經營職位和一般職位間收入差距目前普遍在20倍以上；三是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國有行政性壟斷行業職工工資增長過快，行業平均工資差距從2倍左右擴大到6倍以上；四是目前企業職工工資總額中還包括要繳納約占基本工資10%的養老、醫療、失業保險費。可以斷定，近20年來，企業普通職工的實際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是大幅度下降了。
正確界定政府在提高勞動報酬占比中的作用
－－日本沒有“農民工”的概念，更沒有“第二代農民工”的現象，日本的農民從農村遷出後，14天之內憑“譽本”就可到所遷移地的政府登記，變為當地人，他們的子女如是適學兒童，必須在3天之內到當地教育委員會報到，與當地兒童一樣安排入學。經過30年的經濟起飛，我們還在研究所謂“第二代農民工”問題，其關鍵在於城鄉戶籍制度以及城鄉公共服務體系的行政分割。
－－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勞動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並嚴格執行，完善勞動仲裁和法律援助機制，為勞動者獲得合法收入提供法律保障，是政府在一次分配中不可推卸的責任。
提高勞動報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可以量化的，有學者提出要把這一比例從現在的11%左右提高到20%左右。問題在於通過何種途徑實現這一目標？是使用行政手段還是發揮市場機制來提高這一比例？用行政辦法強令企業給職工漲工資，制定五年工資倍增計劃等，也可能在一段時間較快奏效，但我們如果搞工資倍增計劃與日本當年不同，很可能要層層落實到各級政府一把手責任制。因此不少學者質疑，這是否不適當地干預了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從長遠看，這是在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還是在走回頭路？那麼，不直接干預企業用人與工資自主權，政府在一次分配方面是否就無所作為了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