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學者又認為，中國勞動力長期供大於求，勞動報酬低是市場供求規律決定的，政府不能干預一次分配，調整收入分配關係主要應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這種分析只看到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數量特點，忽視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制度特點。按照人口增長態勢，從1980年改革開放直至2020年左右，中國都處在勞動力總量供大於求的狀態，這是對勞動力市場的數量分析。與此同時，中國的勞動力資源正處在由政府統一配置向市場配置的轉型期，這是對勞動力市場的體制分析。把體制分析與數量分析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探討中國的勞動報酬問題。而認真分析近年來一次分配的現狀就不難發現，勞動報酬過低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勞動力資源配置轉型不到位，勞動力市場運行不規範，市場機制沒有充分、合理髮揮作用的結果。
第一、初次分配中農民工工資長期被過分壓低。從事同樣的工作，城市職工比農民工工資高一倍甚至兩倍。
2008年廣州、深圳、杭州、南京、東莞、上海、無錫、蘇州、寧波等長三角、珠三角九個城市，出口加工企業中農民工平均工資與當地城市職工平均工資相比，很少超過40%的，差別最大的東莞，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每月3293元，農民工是971元，不到城鎮職工的30%。
最低工資標準國際上一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這意味著東莞等地農民工工資連最低標準都達不到，難怪他們要用腳投票，鬧民工荒。多項研究成果顯示，如果按現代勞動力市場規律辦事，反對就業歧視，實行同工同酬，上億農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約3千至5千億元，遠高於免除農業稅、家電下鄉補貼等惠農措施。多年累積下來，僅農民工工資欠賬這一塊，對擴大消費、縮小城鄉差距的影響就極其巨大。
可以比較一下日本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業勞動力轉移。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萬農業勞動力轉移到城市，20年之內完成了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日本沒有“農民工”的概念，更沒有“第二代農民工”的現象，日本的農民從農村遷出後，14天之內憑“譽本”就可到所遷移地的政府登記，變為當地人，他們的子女如是適學兒童，必須在3天之內到當地教育委員會報到，與當地兒童一樣安排入學。經過30年的經濟起飛，我們還在研究所謂“第二代農民工”問題，其關鍵在於城鄉戶籍制度以及城鄉公共服務體系的行政分割。戶籍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手段，積極穩妥地改革戶籍等一系列行政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政府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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