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登輝與我的“互動”或“過招”
我與李登輝先生也一樣是素昧平生，沒有見過面，但我們之間卻背靠背地有過一些交鋒或互動。這中間似乎有一個看不見的公式：“交鋒—緩和—再交鋒—再緩和。”交鋒和再交鋒，是我批他搞分裂的文章，以及他咬我與連戰“勾結賣台”的記者會；緩和與再緩和，是雙方都曾有過一兩次友善表示，不想太激化矛盾。這些與當時整個兩岸形勢是分不開的。
最大的交鋒是我的“批李”文章。最具代表性的是，在我寫的“四個第一槍”的批獨文章中，有三篇的矛頭都是直指李登輝的。第一篇是《中國人的感情在哪裡？——評李登輝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話》；第二篇是《李登輝訪美與中美關係》；第三篇是《兩種台獨，一脈相承——評彭明敏的顯性台獨與李登輝的隱性台獨》。這三個“第一槍”，都是全國最具權威的報紙發表的，加上新華社發了通稿，中央廣播電台新聞聯播都播出了，幾乎使我竟因這幾篇文章而很快成了名人，李登輝當然也就知道我這個人了。當時這些文章，客觀上也起了批李的帶頭作用，緊接著就在全國範圍內和幾乎是全球華文報紙都掀起了批李高潮。（詳見作者所著《台海風雲六十年》下集《我的“四個第一槍”》九洲出版社2009年出版）。於是我和李登輝算是結下了“心結”或“疙瘩”。
1995年第三季度，兩岸關係暫趨緩和，我和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和全國台灣研究會另兩位研究員戴文彬和肖敬，同時應邀去台灣作學術訪問，邀請單位是台灣大陸研究學會。按照程序，邀請單位必須將被邀請者向台當局申報批准，而我這樣一位批李的名人未免太敏感了，台灣主管部門誰也不敢批，最後還是上送到李登輝那裡了。出人意料的是李登輝竟然批准了。我很高興，也對李留有一點好印象。
我想李登輝之所以批准，可能是因為不批對自己不利。因為，我的批李文章是公開的，天下人都知道，如果不批，反而顯得自己“太小氣”，“無氣量”；批了，倒顯得自己站得高，有雅量，沒有趁機報復批評者。他這一批，身邊一些人就對他頗有好感。我聞聽此事後，也覺得他這一招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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