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國的真正競賽不是在與美國之間進行的，而是與本國人民進行。中國人口的衰老速度可能會超過其獲得醫療照顧的速度。此外，水等資源的缺乏也將對中國造成十分嚴重的制約，尤其是在中國北部。那裡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42%，而水資源卻僅占8%。最後，中國並沒有把握在城市擴展、中產階層擴大和經濟差距拉大的時候維持穩定。
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領導人將能夠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內應付這些挑戰，但他們在這些嚴重的國內挑戰面前，把外部困難減少到最低限度的願望仍將壓倒一切。由於中國經濟增大和更為複雜，由於其人口迅速老齡化，還由於隨著中國沿著生產潛力曲線上升，經濟的邊際收益越來越難以實現，所以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幾乎肯定會放慢，儘管最起碼在20年內中國經濟仍會快速前進，只要不會出現沒有預見到的經濟災難的話。
簡而言之，雙邊關係中在戰略上的相互不信任的來源之一就是，美國人對美國在有關中國實力的誇張面前的軟弱感到不應有的驚慌。
第三：中國“改變博弈”的願望
在最近訪問中國，以及與中國官員、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的交談中，使我感到警覺的是，中國領導人及其公民當中都有一種日益強烈的權利意識，這是一種感覺。
由於中國30多年以來的經濟增長記錄，及其十分出色地經受住了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期危機的考驗，中國在全球事務中有了更大的發言權。一種認識是，對於國家自豪感方面的舊的傷痛，再也不需要默默地忍受，其他國家的實力衰弱十分自然地意味著，從前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應當更加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許多中國人對於別人的說教感到厭煩，因為他們認為中國最近的業績十分出色，國家的未來潛力是巨大的。
這種感覺由於正在發生的世代交替而複雜化。正如中國學術界的一位高級領導人2010年年中對一批美國人所說：“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有一種普遍的不同感覺。25年前的世界完全不同。”他接著說，以前的中國學生會對紐約的摩天大樓驚嘆不已，而現在的學生卻在紐約看到了肮臟的街道和管理不善的機場。
正如在中國接受採訪的一位外交界資深人士對我所說：“坦率地講，這些令人煩惱的因素總是存在——變化發生在中國方面，因為民眾對美國干涉的容忍程度‘大大下降’。如果是發生在10年前，中國政府可能會與人們講道理，但現在卻不能。國內對美國胡作非為的接受程度越來越差。這是公民社會的自然發展，也是中國的崛起所使然……可以見到有影響的學者說，美國應當付出代價，中國人失去耐心……中國人正在施加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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