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的史學成就現在已經被充分認識得差不多了。對於有些人來說，他有些東西可能被拔得太高了，但是對有些人來說也可能說認識不足。在研究方面，我覺得他的隋唐史研究最重要。他後來搞《柳如是別傳》，因為年紀大了，以他那種情況不可能做得精細。二是篇幅大了一點，缺乏剪裁。所以，我覺得《柳如是別傳》還不能代表他的最高峰，現在有些人從他的精神角度，文化精神什麼的，覺得他這本書是高峰，但是我覺得從純學術來說，還是早年、中年的時候是高峰。
作為“知識分子”的大眾一面
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引發了“陳寅恪熱”，但在這輪所謂的“熱”中，有很多的誤讀和誤解，事隔15年之後，我們真的認識作為大眾文化人物的陳寅恪了嗎？記者訪問了多位學者，其中，包括幾乎從不接受採訪的陸鍵東。
只能繼承，不太容易超越
（陸鍵東學者，《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作者）
新京報：你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出版以來，整個知識界、文化界重新發現了陳寅恪，認識了陳寅恪，這十幾年關於他的著作出了好幾本，陳寅恪的傳記也有好幾個人寫了，在你看來，現在對陳寅恪的研究，有哪些地方比較理想，有哪些地方還不太夠？
陸鍵東：從純粹的學術層面講，我覺得陳先生的治學、研究方法，包括他的邏輯性，以及我們這十多年強調的他那兩句名言，要形成比較確切、而且很深的認識，可能還有待努力。我覺得陳先生的研究方法現在看來確實有非常奧妙的地方。陳先生做學問很細，不僅可以看到日本學人的治學特點，而他的邏輯性，思維方法，還有那種視野，很有歐洲學者的眼光。我覺得，陳先生治學的方法和學術視野，還有很多空白等著我們去開拓。從這個意義上講，有很多學者說陳先生熱不一定是好事，我願意從善意方面去理解，就是陳先生有很多實實在在的功夫，需要後輩去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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