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教授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十萬雪花銀其實都花在了置地上，這是中國人的傳統。到了今天，這樣的傳統依然沒有本質變化，只是不再買地（也買不到地），可以買的是長在土地上的建築。房地產屢次反彈飆升，讓普羅大眾咋舌，讓開發商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這其中，恐怕不能低估公務員群體的力量，它至少大大影響了公共政策所要達到的效果。
統計數據是決策的第一步，因此也可能成為利益群體影響決策的第一步。從以往官方的房價統計數據可以看出，民意的呼聲、民眾的痛感，並不能直接傳達到體制之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房價漲幅非常溫和，甚至可以說是 “恰到好處”：房價“最熱”的北京，2009年一年也就上漲了9.2%，上海、廣州和深圳分別是7.4%、8.7%和18.9%.在這全國70個大中城市中，房價漲幅一年超過10%的，僅僅只有六七個城市左右，很多城市的房價漲幅連5%都不到。
只是，廣大人民群眾智商的上漲幅度也超過了統計局官員的預計，這些數據被人們普遍認為“被調控”的結果，是統計機構被“綁架”的直接證明。原來最權威的官方統計數據是可以被玩弄於股掌之中的。
公務員生活與民眾生活處於不同的軌道之上，沒有對民眾生活壓力的痛感，住房保障政策的執行也就被打了折扣。任志強公開聲稱，大部分的經濟適用房都供應給公務員，而在2005—2009年，北京由特定單位使用的用地面積大約是商品房住宅用地面積的兩倍。據向知情人士了解，北京市與部委在自建保障房問題上存在著默契，地方政府每年背著建經濟適用房的指標，但建商品房比建經濟適用房掙錢掙得多得多，如果有部委自建經濟適用房，正好替市里完成了指標，一舉兩得。
《住房保障法》目前已經納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人們一直對該法寄予厚望。中國的房地產缺的是有保障的市場，新加坡的住房保障制度非常值得中國借鑒，在當地，直接在市場購買住房的居民約占總戶數的3%，80%的中等收入居民都可以購買由“建屋發展局”（H D B）提供的平價住房。
相較而言，中國目前的住房保障面臨著“三缺”———缺專門機構，缺財政支持，缺考核機制，單純靠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住房保障仍是無本之木。2009年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發布調研報告指出，該年度全國保障性住房建設進度緩慢，截至當年9月，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設完成投資394.9億元，完成率僅為23.6%. 這還不算其中有多少又被公務員們占據。
《住房保障法》會給人們一個樂觀的未來嗎？南都採訪了清華大學教授王湧，他參與了最初的起草過程。他認為，最根本的制度設計是要確定地方政府應承擔住房保障的法定職責。在住建部召集的起草工作座談會上，王湧就提出，草案應規定地方政府將土地供應和財政收入的一定比例投入住房保障建設，然而政府方面沒有將其建議納入草案之中。他還提出，應由上級政府確定下級政府每年用於保障房建設的土地供給和財政收入，以增加執行過程中的強制力，然而這一建議也未能列入草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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