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在第二輪“雙一流”建設中，教育部改變了此前參考國外寬口徑學科的方式，而是依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發布的學科目錄，由此也就出現了部分高校在第二輪“雙一流”建設中更換學科名稱的現象。
必須引起注意的是，“國際排行榜大都偏重理工科。對於我國兩類高校并不‘不友好’，一是以文科為主打的高校，二是行業院校。”周川告訴《中國科學報》。
周光禮以文科為例指出，曾有學者研究中國作者在境外刊物上發表研究中國問題的論文，最後發現這類論文的學術含量普遍不高，翻譯成中文基本上不够國內期刊發表水平。這讓高校更加看不到文科專業國際排名的希望，也成為近年來高校對人文社會科學專業大量裁撤的原因之一。
“由此產生兩個嚴重的後果，一是大學的社會引領能力大大弱化，大學已很難站在道德高度引領社會、批判社會；二是大學立德樹人能力大大弱化，諸多大學面臨一個共同問題，即德育普遍邊緣化。大學的組織目標、管理制度、評價體系均不能支撑大學德育。”周光禮遺憾地說。
行業院校也正在被排行榜“去特色化”。行業院校主要按行業的實際需求，而非純學術邏輯辦學。“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和行業需求的項目，很多并不能以論文呈現，有些甚至不能公開。”周川指出，大學排行榜普遍忽視社會服務指標項，國內外很多排行榜中的所謂社會服務，實際仍與學術聲譽聯系在一起。
在諸多學科中，最能體現排行榜指標的是生命科學與醫學。為了提高排名，曾有一所行業特色明顯的“雙一流”大學欲與某著名醫科大學合并，程序走到了最後一步才被國家叫停。但僅在第一輪“雙一流”建設周期，我國通過合并三甲醫院等形式新成立醫學院的高校就達40多所。
還有一類大學與排行榜的關系很微妙。席酉民舉例，香港和內地個別新型研究型大學，短時間在排行榜上躍升至世界一流大學行列。其快速發展的重要策略，就是以超高薪資從世界各地聘請高產出頂尖科研人才，快速實現大學國際排名的躍遷。“如果說成功，我認為也只能算一半，即研究上的快速進步。當今時代大學面臨轉型升級，不僅要有傑出的科研，還要對教育面向未來的轉型有所貢獻。”周川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