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排名背後是高校對各式指標的追逐，拒絕國際排名的同時，更應該拒絕的是不重視回歸教育本質的簡單指標追逐。”席酉民告訴《中國科學報》。
對於以各種名義的“工程”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席酉民并不看好。“理想狀態下，一所高校70%或更高比例的經費可根據大學的規模、師資、層次定位確定；30%以下的經費通過競爭配置。然而，現在是倒置的。於是大學的寧靜不見了，為了追隨各項工程、指標、‘帽子’等全面動員，大量時間和精力都花在搞排名、造指標、填表、寫項目書上，無法靜下心來做教育和研究。”
在改進大學資源配置方式的同時，另一種方式是讓排行榜泛濫。“我甚至不介意看到每天都有新的排行榜出現，而且越多越好。因為在中國很多事物都遵循一個規律——起初‘好’，之後‘熱’，再後來‘火’，最後‘爛’。只有‘爛透了’，人們才會回歸理性認知，正確地看待它。”席酉民說。
文科院校、行業院校最“受害”
相比於造假、買榜等不正當行為，國際排行榜更大的殺傷力在於，高校按國際排名指導辦學。
我國某高校新聞專業創辦尚未滿10年，按照泰晤士、QS的排名體系，就已經排在世界前50名，遠超國內老牌新聞院校。“產生這樣的結果，一是因為排名榜主要看大學整體聲譽，一所知名大學哪怕按照中國的學科口徑沒有某個專業，依然可以把該專業排在全球前列；二是國外的學科口徑與中國的學科口徑不同，此學科非彼學科。”周光禮解釋說，比如，國外將傳播心理學、傳播和計算機相結合的專業都納入新聞學當中，而在我國的學科目錄中，這些專業甚至都不存在。
“按照國外學科目錄辦學的一大便利是更容易追逐好的國際排名。”周光禮指出，事實上，部分國外學科名稱與中國的學科名稱一致，但學科內涵卻不盡相同。“用排名指導辦學，最可能出現的結果便是產生了一批數量可觀，但既不能解決事關中國乃至人類前途與命運的大問題，也不能培養行業急需的拔尖創新人才的論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