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日子只過了兩個多月，黨組織就注意到新庫址的弄堂口人來人往，閑雜人員太多。於是，陳來生喘息未定，又要開始新遷移。成都北路972弄3號西廂房清靜安全，他向岳父借錢租下來，開了一家“向榮面坊”，轉做賣面粉、切面生意。店裡搭間閣樓，檔案被沿墻整齊地從地板一直碼到頂棚，再順著“墻”外釘一層木板，木板上再糊報紙，又是一堵看不出來的夾壁墻。此後曾一度轉移到新閘路一家大餅店的社披間裡。
陳來生最初接管檔案庫時，吳成方就告訴他，黨組織現在也很困難，要他自己設法解決經費問題。可陳家一貧如洗，怎麼辦？和當時上海幾百萬失業者一樣，陳來生也帶著家人跑單幫，在江灣鎮黑市買幾百斤生蠶豆，租鍋灶炒熟後，全家人化裝成小販，秘密穿越日軍封鎖線，把豆子運到市內的小攤上出售。
在此期間，中央文庫的文件多次被黨中央調用。延安整風期間，黨中央要調閱一批檔案。陳來生回家拆開夾壁墻翻找。閣樓低矮，只能蹲著，又是盛夏，閣樓沒窗，房門又必須緊鎖，人如同悶在蒸籠裡，渾身大汗淋漓。整整找了幾天，才找出所要的幾十件，抄出副本，由地下交通送到延安。1943年潘漢年從華中根據地帶信給上海地下黨情報系統負責人，需要調有關六屆三中、四中全會的主要文件到延安。為攜帶的方便和安全，文件被拍成照相底片，裝在幹電池的芯子裡，由特派交通員送往根據地。
在此期間，陳來生、吳成方都曾遭逮捕，經組織疏通營救而獲釋。但是，中央文庫並未因此遭受絲毫的損失。因為根據前階段的鬥爭經驗，中央定下新的規定：中央文庫的文件絕不能存放在保管者的身邊，文件必須放置在另一個絕密的地點，即使保管者發生突然事變，文件也可得到安全保存。
抗戰勝利後，1946年5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赴南京，國共開始新一輪的談判。當時，以中國共產黨談判代表團團員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國民黨方面的飛機往來於西安、重慶、南京之間。談判間隙，周恩來牽掛著陷於上海多年的中央檔案。他派代表團成員、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書長的劉少文親去上海籌劃全部庫藏遷至延安的具體事宜。接到指令，陳來生馬上買來兩個航空皮箱，將第一批檔案 5000餘份歷史文件送到吳成方家，交由劉少文乘坐國民黨專機，轉道西安，送到延安，交由中央秘書處保存，編號“06”，意思是1946年收進的。
但是不久，國共談判破裂，大規模內戰開始，中共中央禁止乘國民黨飛機攜帶文件。轉移文庫的計劃只得暫時停止。
內戰愈演愈烈，上海灘再次陷入白色惡浪之中，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中統特務大肆捕殺共產黨員。陳來生心裡明白，自己保護機要檔案，隨時有生命危險。他提前和家人打過招呼：“一旦我犧牲，解放以後，你們要找解放軍進城部隊最高指揮員，當著他的面打開寶庫，不見不打開。”
1948年，吳成方因身份暴露迅速撤離上海，陳來生改由陳惠瑛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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