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案的最後，瞿秋白還加了一個“總注”：如可能，當然最理想的是每種兩份，一份存閱（備調閱，即歸還），一份入庫，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他更是在“將來”兩字旁邊打上了著重的圈點。
見到這份只有七大條的規定，周恩來馬上批示，“試辦下，看可否便當”。這份《文件處置辦法》，也就成為了中共第一個檔案工作規章制度。
於是，文庫工作人員從20餘箱文件中揀出重要部分，重新分類存放，其餘資料包括“事務性文件及小信”，均按《文件處置辦法》“只須將內容簡要的記入一本流水賬，可隨時毀去”進行了處置。
中央文庫建立後，使用文件資料最多的是周恩來和瞿秋白。離開中央政治局後，瞿秋白將主要精力用於總結黨在工作上的歷史經驗，研究馬列主義理論，常到中央文庫查閱材料。1931年初，為撰寫悼念林育南、李求實的文章，周恩來也曾去文庫查用文件。
1931年4月、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上海灘一時惡浪滔天，中央文庫不得不緊急轉移。張唯一雇用了兩輛黃包車，將文件分若干次運往法租界順昌裡自家小石庫門樓內（具體門牌號數失傳）。
為“特殊機密”獻出生命的陳為人
1931年底周恩來前往中央蘇區工作後，張唯一這時已奉調為中共上海執行局（後為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秘書處負責人，實在難以兼顧文庫工作。經中共中央秘書處批准，調任陳為人管理“一號機密”，由張唯一單線聯繫。
陳為人，1928年當選中共滿洲省委書記。1928年底和1931年春，他在東北和上海兩次被捕入獄，均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出獄休養一段時間後，陳為人接到了新任務——調他們夫妻去守護地下文庫。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庫後，陳為人將隱蔽在“老太爺”家的文件秘密搬運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棟獨門的三層小樓房：第一層臥室兼客廳，第二層為臥室，第三層改為一個小閣樓，靠裡墻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墻，兩墻當中存放文件。閣樓中間放了大火爐，平時整理過的文件碎片、書籍隨手燒掉；一旦出現問題而又無法挽救時，一根火柴就可以實現夫妻倆“定以生命相護，寧可放火燒樓，與文件俱焚”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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