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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的中國觀

http://www.CRNTT.com   2009-03-11 08:34:35

當中國因素進入美國百姓生活 　　孫哲1990年赴美留學，2000年回國，在美求學、教書期間見證了10年間“最惠國待遇大辯論”、“台海危機”、“炸館事件”等議題在美國社會的發酵，也眼見著經濟因素在兩國關係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我剛到美國時，在美國市場上是幾乎找不到中國貨的，”孫哲記得很清楚，他當時要買一個雙卡錄音機，幷且一定要買“中國製造”，找了很多地方，終于花36美金買到了國貨。“作爲一個普通的留學生，我們很想表達一點愛國熱情嘛”。他說。等到2000年回國前，“你想要買些禮物送給朋友，要找一件不是中國製造的産品，都不容易了”。 　　“當中國因素開始進入美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開始被普通人所關注，那麽，它對美國政治格局的影響就更大了。”相藍欣說。 　　1993年4月中旬，其時美國國會正在辯論是否應給對華最惠國待遇附加政治條件，中國派出以計委副主任甘子玉爲首的赴美采購團，一面簽合同，一面推動商界人士向國會和政府游說，王立也參加了代表團。4月13日，在汽車城底特律，美國三大汽車公司聯合舉行午餐會表示歡迎，前駐華大使伍德科克發表講話說，1992年甘子玉采購團也來了底特律，幷簽下大筆合同，對于這樣能减少美國逆差的好事，竟有人在電視上做出令人驚异的反應，說底特律的老闆們從屠殺者手中接受了1.3億美元的汽車訂單，就忘掉了天安門事件，這表明紐約和華盛頓有些人一心想損害中美關係。 　　對于美國的“反華勢力”這個詞，相藍欣持保留態度，“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概括，它到底說的是什麽呢？是保守派？新保守派？還是南部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美國社會的各種力量都有自己的山頭，各自的‘興奮點’也不一樣，比如新保守派關注的就是中國的政治體制。”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沃爾福威茨是相的朋友，曾經把中國的崛起和19世紀的德國相對比，“現在新保守主義失勢，美國在經濟上也有求于中國，但前不久在莫斯科見到他，他仍然是這個觀點。” 　　美國的百人會(Committee of 100)分別在2005年和2007年進行了“美國人對華態度”的問卷調查，對于多數美國普通民衆來說，他們一方面承認價格低廉的中國製造爲美國消費者創造了經濟福利，一方面又擔心中國經濟增長導致美國工作流失；而縱向來看，與兩年前相比，美國精英群體對中國的第一印象不再集中于中國政體和人權問題，而是更容易聯想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及其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與責任。 　　有趣的是，中美兩國的精英群體常常錯誤判斷本國民衆的實際觀點——中國的精英高估了中國公衆對美國的良好印象，而美國的精英則低估了美國公衆對中國的好感。在美國，73%的商界精英和86%的國會工作人員認爲公衆對中國持負面態度，但實際上，有52%的美國人對中國印象良好。 　　所以不難理解，當談到中國時，美國民意呈現出來的“精神分裂”，而毫無疑問，2008年發生的一切，加劇了這種“分裂”。知名論者楊恒均在自己的博客裏寫道，“好幾個美國人看到我們留學生在他們的街頭揮舞五星紅旗就被真正雷到了”，換言之，他們不知道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國的民意，“學者對中國的態度有變化了，趨向比較平和與不置可否，我想……是他們確實看不清中國了。” 　　而孫哲發現，最近幾年美國的中國熱正在塑造出一種新型的中國觀，“它認識到中國是一個矛盾體，中國這個國家是流質的，是不斷流動、不斷變化的。” 　　在美國，政府官員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向民衆解釋他們爲什麽要這麽做，換言之，這個政策好不好是一方面，民衆認爲它好不好也許更爲重要，從這個角度看，美國人的“中國觀”制約著美國政府的“中國觀”，而從政策提出-形成-合法化-執行-反饋，這樣一條時間鏈，中間會伴隨著媒體報道、公衆討論、集團游說等種種影響因素，所以在相藍欣看來，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是利益集團互相討價還價的結果，而利益集團的前臺就是國會。 　　對美國國會素有研究的孫哲說，對于國會，他覺得60%是肯定的，“雖然它通過了很多對華不友好的法案，但你不能不說，在中美關係的幾個重大歷史關頭，比如建交、比如中國入世，它是支持與中國交往的，因爲中國畢竟不是伊拉克，中國太大了。你不能要求美國國會像中國人大一樣，那是不可能的事兒，你想想，它對自己的美國總統都修理得很厲害呀。” 　　王立前不久參加了一個中美關係研討會，與會者有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前駐華大使伍德科克、洛德等，他覺得布熱津斯基講得很好，“他認爲中國的崛起，雖然是‘要求變革的力量’，但不挑戰美國倡導的國際秩序，是美國可以接受的”，而洛德“講得就沒那麽好”，“他雖然也主張中美搞好關係，但仍然强調了他們的價值觀和我們的價值觀的不同。” 　　不過，這位當初不想學英語，沒打算和美國打交道的77歲老人，在回顧自己走的路時，還是說：我挺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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