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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餘慶：歷史不是政治的奴僕

http://www.CRNTT.com   2015-01-03 08:24:29

這樣敘述歷史事實是一點也不錯的。但是從道理上講，我們並不能排除前一對王與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過江的是司馬越與王衍，必定還是以馬為主，以王為輔。如此一來，豈不是就沒有百年門閥政治了？退一步說，即使我們堅信過江的只能是司馬睿與王導，疑問也還是存在的。因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導以後並沒有結束，而是一再出現，持續百年。對於東晉皇權來說，這種局面絕不是一個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書結尾的時候，他又再次觸及到這個問題。他說：“如果沒有一個成熟的有力量有影響的社會階層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沒有一個喪失了權威但尚餘一定號召力的皇統存在，如果沒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這樣一個外部條件，如果以上這三個條件缺少一個，都不會有江左百年門閥政治局面。”他說得依然沒有錯，但依然只是對事實的陳述而不是解釋。東晉出現門閥政治，到底是什麼原因？我曾當面徵詢田先生的意見。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願意追求終極原因，因為一追求終極原因，文章就飄起來了。”的確，對於習慣了從細節出發的他來說，追求終極原因是太難了，終極原因不會在細節裡。  　　無法在深層次上解釋門閥政治的出現，這其實並不僅僅與他個人的研究習慣有關，而且也與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關。極端地說，單純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釋從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變，但卻無力解釋政治形態的根本變化。當整個政治形態都發生變化的時候，它必定牽涉到超出政治史範圍的更大的歷史變動。這就如同說我們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時各種政治勢力的此消彼長，但卻不可能用同樣的方法解釋歷史上為什麼會有一場辛亥革命。歷史上為什麼會有一場辛亥革命？這裡涉及到了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形勢種種因素。在時代發生大轉折的時候，終歸是政治跟隨著時代，而不是時代跟隨著政治，儘管表面現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對他的制約不僅表現在研究東晉門閥政治時。在研究三國史時，同樣的問題也發生了。在《孫吳的建國道路》、《李嚴興廢和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為我們揭示出了吳、蜀政治演變的清晰線索，關於曹魏，他也寫過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發展線索的時候，他沉默了。這是為什麼？我想，這是因為吳蜀的歷史較為單純，都是有頭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則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東漢、後面的西晉聯繫起來，而漢晉時期的歷史變動是多方面的，遠遠超出了政治史的範疇。一到這時，他就顯得力不從心了。即使不考慮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單純思考政治發展線索，他面臨的困難也同樣不少，因為從東漢的黨錮之禍到西晉的八王之亂，時代劇烈的、多次的變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斷。我們知道，他的性格是從細節出發，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間環節的一條完整鏈條。當這個目標不可能實現的時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幾十年前，陳寅恪先生卻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線索。陳寅恪先生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一文中說，東漢末年有兩種政治勢力，一為內廷之宦官，一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與司馬氏兩黨之爭就是漢末鬥爭的繼續。曹操為宦官代表，而司馬氏則為信奉儒學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晉禪代，曹氏敗，司馬氏勝，鬥爭終於有了結果。這是一條清楚的線索。為什麼陳寅恪能找到線索呢？很明白，他所憑借的是他自己的階級分析學說，而他的階級分析學說說穿了就是血統論。曹操是宦官的後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階級的代表。這樣，他用理論把斷裂的政治碎片縫合了起來。  　　他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田餘慶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陳寅恪先生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曹氏父子早已轉化為皇權的代表，而不再與宦官有何關係。我要補充的是，在轉化為皇權以前的東漢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陣營內。密謀誅殺宦官的計劃制訂時，曹操就已經參加了。從他晚年的回憶中看，年輕時的曹操的理想很簡單，就是想當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餘慶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說東漢末年的曹操是介乎於宦官、士大夫之間的第三種政治力量。  　　從以上的對比中，我們能夠感受到陳、田的不同。他們都在研究政治史，從表面上看，陳寅恪先生也是在尋找歷史線索，但深層上看，他實際上是要用歷史的線索來證明他的理論。在他那裡，只要理論不缺乏，幾乎所有的歷史線索都是能找到的。總之，他有理論先行的嫌疑。而田餘慶先生則不然，他沒有預設什麼，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尋找歷史內部真正存在的線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兩種方法，各有利弊。陳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論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問題涉及的時段較長，顯得有氣魄，而田餘慶先生的政治史在氣魄方面就顯得略遜一籌了。田餘慶先生的優勢是，思考縝密，一旦得出結論，往往不可動搖。公允地說，陳寅恪先生在他認為有用的若干歷史細節、若干點上也有極精致的考辨，但是在點與點之間則往往有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誤的機會也就越大。  　　我曾當過幾年教師，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誡學生說：“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點。優點不用管它也會發揮作用，而缺點不被克服就會妨礙你的進步。”這話看似合理，其實經不起事實的檢驗。經驗告訴我們，人真正能克服的缺點都是小缺點，致命的缺點是無法克服的。陳寅恪先生是如此，田餘慶先生也是如此。大師並不是沒有缺點的，大師也不是因為克服了缺點才成為大師的。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只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的優點發揮得淋漓盡致。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陳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餘慶先生也是成功的。  　　學術要發展，我們一定會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會離舊的方法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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