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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餘慶：歷史不是政治的奴僕

http://www.CRNTT.com   2015-01-03 08:24:29

延伸閱讀2：讀《東晉門閥政治》  　　（文/ 胡寶國，原載於《書品》）  　　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一書已經出版十幾年了，相關的書評時有所見。我也想寫，但又有種種顧慮，一直希望在別人的評論看到自己想說的話。可是這個想法每每落空。看來，自己想說的話還得自己說。  　　《政治》一書為我們講述了這樣一段故事：與通常皇權至上的時期不同，東晉一朝出現了皇權與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開始是所謂“王與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與皇帝司馬氏共治天下。由於士族並非一家，彼此間勢力強弱有變化，所以王與馬之後，還會有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等等的變化。同樣，由於士族並非一家，彼此之間存在著制約的關係，所以任何一家也並不能輕易地取代皇權，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維持。  　　至此為止，問題似乎已經圓滿地解決了。但是，作者的思考並沒有停下來。他又發現，在士族與皇權之外，還有另外一支不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著作用。這支力量就是流民。當時北方有源源不斷的流民南下，這些流民不是西漢那種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帥控制的武裝組織。他們起初在熱鬧的政治史中雖然不顯眼，但在保衛東晉免遭胡族鐵蹄踐踏上卻著實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是皇權、士族之外的第三種力量。發現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只有發現了這條線索，才能完整地解釋東晉之所以存在、東晉之所以消亡。我們看作者的總結：“東晉一朝，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門閥政治才能維持。等到士族不能照舊當權，司馬氏也不能照舊垂拱而居帝位的時候，已經走到歷史前台的流民領袖人物既拋棄了司馬氏，也改變了門閥政治格局，樹立了次等士族的統治秩序。但是歷史並未因此而斷裂，歷史的邏輯在晉宋之際仍在頑強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劉裕既繼承了孝武帝伸張皇權的遺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雖喪元氣但有餘威的門閥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復了駕馭士族的權威，士族則保留著很大的社會政治影響。這就是具有南朝特點的皇權政治。”可見，如果作者沒有引入流民問題，這個最終的結論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帥，才終於找到了東晉通往南朝的歷史之門。  　　對一個問題的研究倘若長久地沒有進展，通常是因為研究者忽視了不應忽視的因素。尋找到這些被忽視的因素是很困難的。困難不在於它們隱藏得有多深，而在於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無形之中會制約後來者思想的展開。關於門閥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從士庶對立的角度加以討論，不要說流民問題，就連皇權在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沒有引起多少關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約，所以才為人們展現出一番新的天地。拋開流民問題不談，上述結論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沒有過分地渲染東晉南朝間歷史變動的劇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歷史變化的背後也還存在著歷史的延續。要解釋變化中的延續，必須看到歷史的深處，如果思考僅僅停留在表面，那麼“延續”與“變化”的同時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釋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書二十五萬字。如果讓我寫，可能有三萬字就夠了。為什麼他需要這麼大的篇幅？我想，這是因為作者對歷史細節有著特殊的偏好，不妨說他有一種“細節嗜好”。要說明細節問題，沒有足夠的篇幅是不行的，因為在這裡，一般性的說明是無濟於事的。  　　我們來看一個例子。永嘉之際，晉室南渡。關於南渡的建議者有三種記載。一說是王導，一說是裴妃，一說是王曠。對於這樣的問題，謹慎一點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斷，只是存疑。輕率一點的研究者可能會勉強認定一種是真實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卻不是這樣處理的。他說：“以上三說，各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可以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說明南渡問題不是一人一時的匆匆決斷，而是經過很多人的反覆謀劃。”這個結論真可謂是預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證到了最關鍵的時候，他突然不考證了，用敏捷的思維化解了這個問題。類似的例子在書中還有許多。  　　將近二十年前，田餘慶先生曾和我們學生說：“要注意排除反證，沒有反證的問題是簡單問題，複雜問題往往有反證。反證必需在我們的考慮之中。”以上這個例子可以說是排除反證的經典之作。  　　老實說，究竟是誰提出了南渡的建議並不重要，如果我來研究，大概不會注意這個問題。這裡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說明作者在解決問題時所表現出的智慧。優秀的學者就是這樣，他不僅會提出有價值的觀點，而且也會讓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樣。從古至今，智慧遠不如知識增長得快，所以每當我們看到智慧的光芒時，就會感到由衷的喜悅。　  　　他不會永遠順利的，他也會陷入困境。在闡釋東晉門閥政治出現的原因時，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懷疑。首先，作者採用了一種敘述的模式來說明問題。他指出，東晉王導與司馬睿的政治結合，實際是來源於西晉王衍與司馬越的政治結合。同樣是王、馬結合，但地位卻不相同，在西晉，政治上是以司馬越為主，王衍為輔，而在東晉，則是“王與馬共天下。”王、馬之間關係的變化是因為早在西晉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馬睿與王導結合時，司馬睿就處在一個弱勢的地位上。那時的他只是一個“恭儉退讓”，“時人未之識”的一般宗室成員，而王導已經具有政治閱歷和名望。這種關係延伸到東晉，“便有了祭則司馬、政在士族的政權模式”，由此開啟了百年門閥政治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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