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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餘慶：歷史不是政治的奴僕

http://www.CRNTT.com   2015-01-03 08:24:29

可以說,我的青年時代,讀書求知的機會是靠自我奮鬥,在縫隙中獲得的。讀書欲望雖然強烈,卻不存在學術上有多大造就的志向和幻想。後來幾經折騰,試過幾個學科專業,終於落腳到史學領域之時,我充滿歡心和幹勁,也由於缺乏堅固的學識基礎而戰戰兢兢。我起初的落腳點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此時我已經轉而專注於古代史,研究民國史並不是我的願望。我在先輩的指點下被安排參加近代史史料編輯。1952年院系調整,調入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餘遜先生過世,我被指定接替他在歷史系的斷代史教學工作,主要是秦漢史和魏晉南北朝史,兼教中文等系一部分通史課程。那個年代的教師,尤其是中青年,多數人都只能隨著政治運動的風向飄移,難得有寧靜治學和獨立思考的條件,業務長進有限,我自然也是如此。我在政治運動之餘,把教學當作一小塊“自留地”,願盡心盡力耕作,一來為學生,二來也讓自己獲得一點教員的奉獻感。我的要求不高,阻力卻是很大,常被批評脫離政治,這使自己長期感到壓抑。 　　一場“文革”,連同其序幕和餘波,對我說來,損失時間又不止十年。從生理上說這是讀書人最能拼搏出成果的十年,我失去了。等我在學術上重新上路時,自覺還略有餘熱可用,只是一刻也不容耽誤。重新上路,從重新讀書開始。舊史新讀,有時能讀出新義。學與思結合得緊一點,讀書得間,能較快發現新問題,順利進入研究過程。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實創新。華而不實之作,無獨立見解之作,無思想內容之作,趨俗獵奇之作,我都不去考慮。我知道能拼搏的時日畢竟有限,必須量力而為,心無旁騖,“晚學”所以少成,“自知”所以知足。至於“學有所守”,是想避免曲學和濫作,守住科學良心,這是我的願望。 成果擷英：門閥政治──皇權政治的變態 　　田餘慶的主要學術成就在秦漢和魏晉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方面。他治學嚴謹精密,視野開闊,研究方法獨具特色。他強調傳統史料考證與科學分析的細致結合，特別注重揭示紛紜史實的內在聯繫及其歷史意義。他能在翔實考證的基礎上，以小見大，提出獨到的史學見解，從而勾勒出一代政治變遷的重大線索，把握其關鍵，解決一些比較重大的歷史問題。所著論文多創新之見，發人之所未發。其力作《東晉門閥政治》一書，通過對東晉王、馬關係形成的複雜過程，郗鑒的獨特作用，諸士族門閥的發展和彼此替代，北府兵始末，流民問題，諸桓與司馬皇權的關係，太原王氏的政治作用、代表次等士族的各種政治力量的消長升沉等關鍵問題的考析，對中國中古士族政治的內涵和演變提出了系統的論證和新解，其分析方法和結論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學術風格與獨到史識，受到了高度評價。 　　《東晉門閥政治》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來，雖不曾洛陽紙貴，但史學圈內的評價卻持續走高，該書不但是每個中古史研究者的必讀之作，甚至不無超越專業之外的影響，這在學術研究日益象牙塔化的當下，實屬罕見。先生將東晉一朝之門閥政治視為“皇權政治在特殊條件下出現的變態”的觀點也早已深入人心。在田先生看來，並無充分史料證明中國曾出現過西方式的“貴族政治”，即使是東晉門閥政治，也並未真正偏離皇權政治傳統，“專制皇權可能一時式微，可能一時旁落，但是不能須臾缺失”。 　　門閥一語在國史上並不罕見，但對於“門閥政治”一詞的運用與定義，則是田先生的重要創見，並構成了《東晉門閥政治》一書的核心概念，體現出他對士族與皇權關係的獨特思考。田先生在論述中極其注意嚴格界定門閥政治的概念，他在1991年的再版題記中還特別提及：“初版中提到門閥政治即士族政治，這個提法易生歧義，第二版中删去了”，亦可見作者對於這一概念的反覆斟酌，並試圖與學界通行的士族政治一詞相區分。田先生所謂的門閥政治，指的是：“門閥士族勢力得以平行於皇權或超越於皇權。皇權政治從此演化為門閥政治，這是皇權政治的一種變態，是皇權政治在特殊條件下出現的變態。”其核心的要素有二，一是門閥政治的表象是士族與皇權的共治，即所謂的“共天下”；其次，門閥政治是皇權政治的一種變態，因而不可能長期存在，嚴格意義上的門閥政治僅存在於東晉一朝。 　　在中國古代，宗族群體早於專制皇權而存在，古老的宗法制度就是以宗族的存在為前提的。但是，宗族在對土地和對勞動者的封建占有條件下迅速發展，則是專制皇權出現以後的事。西晉的蔭客制度和東晉的給客制度，可以說是對宗族的這種特權正式予以法律承認。專制皇權畢竟有其相對的獨立性，要保護自己的存在，所以在承認中還包含著數量上的限制，雖然數量限制在以後的年代總是不斷地放寬。皇權與宗族，兩者關係中相衝突的一面逐漸緩和，相依存的一面則日益顯露。儘管如此，緩和總不是衝突的完全消除，依存也非兩者的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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