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主義的回落和話語禁忌的突破
陳星表示，2018年“九合一”選舉中，綠營提出的幾個“公投”議題遭到民眾否定，“公投”結果與民進黨在“反核”、同婚乃至“台獨正名”上標舉的“進步價值”悖反，一般認為是沉默庶民對政治精英的反彈，而反彈之大，執政者卻未能料及。這是遠比這次選舉結果重要的一個事實，其反映出的社會表達就是對激進主義的否定。
他指出，長期以來，激進主義路線在台灣成為主流的話語形式，這與台灣社會在劇烈變遷過程中的政治鬥爭與權力爭奪有關。反對者往往以激進話語動員群眾，凝聚支持者並發起對敵對勢力的攻擊。而從社會政策訴求上來說，激進話語強調劇烈的社會變革甚至是社會改造，往往是用崇高的理念與高尚的訴求為社會大眾描畫美好的願景，並與現實比較，營造巨大的落差，形成劇烈的社會意識變遷，甚至挑動起社會的不滿然後形成集結風潮。在民進黨長期發展過程中，激進路線一直是主流選擇，對於該黨奪取執政權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陳星認為，激進主義路線的動員力來源於其話語形式。比較而言，激進主義話語因為對未來的美好擘畫而比保守主義的話語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結合了現狀缺陷建構出來的“現實不美，未來可期”口號遠比立足於現實的社會改革計劃更能引起底層社會的共鳴。經過長期建構，激進主義話語形成了壓制性的力量，具體表現就是台灣社會被形容成“民意”的話語符號系統，這些話語被賦予了“正義”、“進步價值”的道義標簽，具有不容挑戰的“價值正當性”。在台灣的文化圈，這些年有四個議題具有不能被挑戰的“先驗正當性”，即“反核”、“台獨”、“同婚”、“廢死”。這種話語權壟斷會反過來推動政黨向激進主義方向發展。可以說，在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過程中，激進主義擴張是一條起到關鍵性影響的主線。
“但激進主義一旦取得執政權，困境立即就會顯現出來，”陳星說，民進黨上台以後，仍然擺脫不了激進主義的路徑依賴，無論在“反核”、“年金改革”，還是“同婚”、“轉型正義”等問題上，均希望以激進的路徑解決。年金改革顯然是一個典型例子。事實證明激進主義破壞有餘，建設能力不足，陷入困境自然沒有什麼意外。
他表示，激進主義理想訴求與現實問題之間的落差多數情況下是無法填補的，而這種落差的長期存在則給予社會以反思的空間，特別是下層社會因為激進主義路線而利益受損時，認知轉向的速度更快。激進主義以美好的訴求贏得民眾，卻無法將這種訴求予以兌現。同時，因為激進主義結構性改造的基因極有可能造成社會的割裂與對抗，遭遇阻力可以想見，現實執政中接連碰壁自然沒有什麼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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