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悲情意識消解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悲情動員的失靈，這在去年高雄的市長選舉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民進黨選情告急時曾訴諸於悲情，又搬出了“美麗島事件”的招牌，但高雄民眾尤其是年青世代不為所動，許多年輕選民甚至不知“美麗島事件”為何物。這意味著在台灣南部傳統的民眾悲情情結正在逐步消褪。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固然有隨著時間的推移民眾對以前對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行為記憶逐步褪色的原因，民進黨長期執政績效不彰，也在客觀上消解了悲情動員的情感基礎。
陳星認為，悲情意識的退場是台灣民意結構變化的重要特征，對台灣政治結構將會產生深刻的影響。一方面，只有在悲情消退的情況下，民眾才有向理性回歸的可能，政治發展也才具備向理性回歸的可能。最近台灣社會對民進黨執政的強烈反彈，可以認為是悲情意識消退之後民眾理性回歸的結果。另一方面，悲情意識的消退在台灣意識形態序列中創造出了大量的空白，為未來新政治勢力建構論述留下了較大的空間。同時，悲情意識消退意味著台灣政治中的動員模式也將發生較為深刻的變化。敵對動員和悲情意識已經逐步脫鈎，敵對動員模式的存在樣態自然也會發生變化。易言之，台灣政治中的政治動員模式由於悲情意識消退而經歷了一次較大幅度調整，而各個政治勢力之間的力量對比也會相應發生變化。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悲情意識消退所造成的影響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選民“中性化”趨勢及其影響
陳星說，台灣的選民“中性化”態勢早已出現，學者對島內選民的“中間化”現象早已有過討論。選民的“中性化”與以前的選民“中間化”是有差別的。在兩黨主導政治結構的情況下，“中間選民”必須選邊站，這時的所謂“中間選民”可以稱為“搖擺選民”，選民投票行為取向的改變更多是針對候選人，並非涉及到政黨的價值問題。但以最近一段時間台灣社會政治發展顯示出的跡象來看，台灣選民越來越從價值上挑戰兩個主要政黨，特別是民進黨的“同婚”、“反核”理念，已被證明難以被台灣社會主流民意接受。這種涉及價值系統認知的衝擊會導致台灣政黨政治結構的重大變化，能夠在價值上迎合民眾的“第三勢力”事實上獲得了較大的空間，這是所謂“跳脫藍綠”概念最近剛剛獲致的政治意涵。
他認為，選民“中性化”趨勢的出現是台灣社會對政黨政治進行反思的結果。民進黨上台以來堅持意識形態掛帥，堅持“台獨”立場，其政策也主要圍繞著這個核心展開。因此引發的影響就是經濟發展停滯，民進黨執政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則加重了這些問題發酵的程度，最終引發了台灣社會的廣泛反彈。以此觀之，社會治理能力大概率會成為未來政黨競爭的主軸，這對於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
陳星說，在選民中性化的大趨勢下，國民黨已經被迫進行改革，未來不管成效如何，改革的方向是無法改變的，傳統的“大佬政治”將逐步退出政治舞台，而真正具有動員力的政治人物會逐漸取得主導地位。如果按照這個方向發展，國民黨將會變成一個由若干魅力型領袖為基幹的鬆散派系聯盟，而動員模式也將由“資源交換型”逐漸轉變為“議題動員型”。這事實上是以前民進黨所走的道路，兩黨事實上面臨著同質性競爭，因而未來選舉中議題建構就顯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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